阿 夏 與 吐 谷?渾 史 實 考 正
一一兼論青海都蘭熱水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印章
前言??去年以來,一些媒體將2018都蘭熱水血渭一號墓出土的“外甥阿夏王之印”改稱為“外甥阿柴王之印”,并大量報道類似血渭一號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屬確定,“出土印章是青藏高原劃時代的重要發(fā)現(xiàn)”這樣的消息(1)。作為本地的一個文史愛好者,多年來一直在關注都蘭墓葬和吐谷渾等問題的研究動向,特別是對這次的論壇。使我深深感到不安的是,很多論者常將青藏高原原有的阿夏部落和從遼東遷徙而來的吐谷渾部族,相提并論,混為一談,造成思想認識和文物定性的混亂,尤其在都蘭墓葬的民族族屬問題上。要肯定都蘭等地的考古發(fā)掘和國家認定,明確都蘭墓葬的吐蕃族屬,否定有關都蘭墓葬的所謂“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系屬說。通過解讀和對比漢藏歷史典籍,列述對重要古藏文文獻的錯譯及其造成的不良影響,揭示阿夏是如何變成吐谷渾的。應肯定土族族源的蒙古爾說,確認藏文文獻中人物的民族族屬和出土印章的墓主人等等。對這些問題,擬在本文中作進一步具體闡述,并懇請讀者和專家學者們指正,愿繼續(xù)探討。
一、研討這個問題的基礎和大前提首先是國家認定
關于都蘭墓葬族屬問題的爭論,其焦點不在于吐蕃統(tǒng)治下的是不是吐谷渾的問題,而在于墓葬的族屬是誰,這是研究問題的基礎和大前提。都蘭考古發(fā)掘結論認為,族屬是吐蕃而非吐谷渾。確定了這個基礎和前提之后,再去考察和研究某一類、某一個墓葬的主人是誰,才是合情合理的。
但事情并非如此簡單。目前,周偉洲(2)明處還沒提出否定都蘭墓葬是唐吐蕃墓,暗中卻在步步設套,釜底抽薪,將國家認定的吐蕃墓葬逐步變?yōu)橥鹿葴喣乖?。為了弄清周偉洲的良苦用?我們可以通過他的思想變化和作品來認識問題,辨析其正確與錯誤。
1. 從“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論,演變到“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系屬研究”,所要表明的是“吐谷渾本源文化”。
2006年6月周偉洲教授的《吐谷渾傳》出版,在其第六章第四節(jié)專門首次提出“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問題,認為吐谷渾滅亡后,受制于,甚至從屬于吐蕃的吐谷渾,各方面都有了吐蕃化的傾向。書中尚未提到都蘭墓葬問題,當然談不到族屬了。后來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新的變化,2013年5月,《史學集刊》刊登了他的《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一文(3)。據(jù)傳,這期間,周教授曾受邀于青海的某個民間團體考察過都蘭墓葬,而后撰寫了此文。論文明確提出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是吐谷渾墓葬,墓主人是吐谷渾人。這篇論文是從《吐谷渾傳》的“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直接轉向都蘭墓葬為吐谷渾墓葬的過程,這是他有意演繹和發(fā)展的結果。為了證明這個論點的正確性,他不斷從所謂的“吐谷渾本源文化”方面進行論證?！肚瓯罗?妄論有墳吐谷渾——評仝濤、周偉洲背離事實的論證及其他》一文,引用國際著名考古專家、英國的戈登·柴爾維之觀點:“考古學者把一些不同的遺址里出現(xiàn)的同類型的組合,稱為文化”,“人類學者和考古學者采取文化這一術語,意味著一群人或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有著共同的行為方式”。周所謂的這種“多種文化影響的吐谷渾本源文化”,不是吐谷渾文化,而是在與吐谷渾的“共同的行為方式”中,其“語言文字、政治制度、風俗習慣(服飾、喪葬儀軌等)”早已被“羌化”和“吐蕃化”了的,無本源可談。周所謂的吐谷渾本源文化,應該是吐谷渾在遼東時的鮮卑文化在都蘭地區(qū)的反映,都蘭的墓葬遺跡里沒有與鮮卑“同類型的組合”,因此稱不上是吐谷渾文化,也扯不到本源文化上去。史實恰好相反,從都蘭古墓葬的形制、結構、出土古藏文、人為赭面等均說明,它是西藏吐蕃文化在都蘭等地的同類型的組合,也就是說這才是吐蕃本源文化在都蘭等地的反映(4)。1999年9月8日北大考古隊在結束都蘭發(fā)掘考察之后,和都蘭縣公安局負責人有個座談,會上考古隊齊東方教授說:“吐蕃打吐谷渾就走熱水溝。這個地區(qū)現(xiàn)在能確定為吐谷渾的東西很少。也就是說在諾木洪文化和吐蕃時期之間的吐谷渾文化是空白的”(5)。
2. 墓葬主民族系屬為吐谷渾之說沒有令人信服的依據(jù)。事實恰好相反,吐谷渾沒有滅亡之前,甘青兩地沒有吐谷渾墓葬。
1)從早期鮮卑人的喪葬看吐谷渾。?
《宋書·索虜傳》記鮮卑拓跋的葬俗時說得很具體:“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于葬送,皆虛設棺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逆亡者”。據(jù)《隋書》記載,吐谷渾“風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蓖Ｊ呷沼趲?“擇日置尸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6)。
2)進入甘青之后的吐谷渾喪葬。
吐谷渾進入眾羌之地,由于人戶極少,必受其諸羌火葬習俗之熏染。文獻對古羌人的喪葬習俗記述得較完整:羌人實行火葬,公元前就是這樣。二千年前《太平御覽·四夷部》記莊子語云:“羌人死,燔而揚其灰”?！盾髯印ご舐云分v得更為具體:“氐羌之虜也,不憂其系壘也,而憂其不焚也”?！赌印す?jié)葬篇下》中說:秦之西有羌之種屬的儀渠國,“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然后成為孝子”(7)。
《舊唐書·黨項傳》亦有如此記載:黨項羌“死則焚尸,名曰火葬”。在氏羌居住的甘青地區(qū),至今還難發(fā)現(xiàn)秦漢時期的氏羌墓葬,這可能與他們的火葬有關?！堵尻栙に{記》說,“吐谷渾“風俗政治,多為夷法”,這個夷法指的顯然是羌人之風俗,包括喪葬(8)。它可是一個300多年的經(jīng)歷,喪葬習俗基本被羌化,何況他們本來就基本實行火葬,因而,羌人的習俗包括喪葬對吐谷渾的影響是直接、深刻而又廣泛。七、八世紀藏傳佛教的傳入,羌人和留在甘青的吐谷渾人一樣由火葬而漸變?yōu)榛鹪崤c天葬同時存在,以后完全實行天葬(少量火葬),這一習俗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的牧區(qū),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本文作者查遍寧夏、甘肅、四川考古資料,沒有一個提到過有吐谷渾墓葬,相反在甘肅肅南的大長嶺發(fā)現(xiàn)了吐蕃墓葬(9)。說都蘭乃至青海有吐谷渾墓葬,至今周偉洲尚不能確指。這里需要申明的是,可能會有人提出古羌人沒有墓葬和吐谷渾在甘青沒有墓葬的疑問:一是會問,那么如何解釋馬家窯文化的宗日類型和卡約文化的墓地遺跡呢?我認為,它們都屬于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距今有2千多年到6千年的歷史。這與歷史所記載的羌人火葬是兩回事,一個遙遠,一個較近,較近的是早已發(fā)展變化了的習俗,歷史文獻記載的只是羌人的這種喪葬習俗而已,時間可能不到2千年。二是會問,甘肅武威、天祝等地不是發(fā)現(xiàn)了吐谷渾墓葬了嗎?是的。那是吐谷渾被吐蕃滅亡后,其王諾曷鉢東遷后的事情,包括他的子孫們留下的唐化了的墓葬。本文作者認為在吐谷渾沒有滅亡之前,甘青兩地沒有吐谷渾墓葬。
3. 國家認定難以推翻。
都蘭縣乃至海西州其他幾個地方的墓葬,歷經(jīng)青海省三代考古工作者近60年的發(fā)掘,并由青海省政府和國務院先后發(fā)文,認定是唐吐蕃墓葬,毫無疑問,這是最具說服力和權威性的結論。
自上世紀50年代,從我省第一次對全省文物進行普查開始,到2010年,相繼對都蘭為主的海西柴達木東南沿、烏蘭縣、果洛州瑪多縣,玉樹州三縣等多處古墓葬群進行考古發(fā)掘。發(fā)掘研究結果均認為,這些古墓葬為吐蕃墓葬。除西藏之外,青海是吐蕃墓葬分布最廣、規(guī)模最大、數(shù)量最多的地區(qū)。據(jù)專家們估計海西州有吐蕃墓葬2千多座,玉樹州有墓葬群31個,數(shù)量在千座以上。摘其主要者為: ?
1986年5月27 日青海省政府公布熱水鄉(xiāng)古墓群為“熱水吐蕃墓群”;1996年國家文物局學委將都蘭吐蕃墓葬群公布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之一”;
1996年11月20日,國務院以國發(fā)【1996】47號文將熱水墓葬群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1999年6--10月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lián)合對熱水血渭南岸的4座大中型吐蕃墓葬進行發(fā)掘,獲得許多有價值的文物資料,并于2005年出版了極具學術研究價值的綜合考察報告集《都蘭吐蕃墓》?？疾靾蟾娌粌H確認是吐蕃高級別人物的墓葬,而且肯定了墓葬是吐蕃的陵墓群(10)。
以上結論也是對周偉洲“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為吐谷渾之說的直接反駁和否定。周偉洲明明知道這些事實,卻要反其道而行之,讓人匪夷所思。我們認為,對考古發(fā)掘的定論和國家認定不是說不可以討論,問題的關鍵是至今誰也拿不出任何確鑿的證據(jù)來否定這個結論。
二、阿夏與吐谷渾的種種不同
為使讀者簡要了解阿夏與吐谷渾的區(qū)別,根據(jù)一些資料,進行綜合歸納,先將他們不同的特點列述于后,再在相關地方提出阿夏和吐谷渾等問題進行討論。
1. 兩個不同的民族。
1)阿夏(???)。
(1)公元前后的阿夏。
阿夏人在藏文文獻中至少出現(xiàn)于公元之前。阿夏的族屬為塞氏。所謂塞氏,乃藏族遠古四種姓之一:即穆·象雄,童·松巴,覺·木雅,塞·阿夏。塞·阿夏內部又分化了若干族系,其中曾有主持過吐蕃十二諸侯國的霸主噶氏,就是從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望族。噶氏又分化出九大族系,如噶·阿柔等。阿夏的后裔從末間斷地繁衍生息至今,當今生活在甘肅迭部縣的阿夏鄉(xiāng)(有苯教寺院那貢寺)和四川若爾蓋求吉鄉(xiāng)的阿夏村。歷史文獻《后藏志》等證實了遠古時代阿夏部族就居住在日喀則娘曲河中游一帶(11)。阿夏作為最初靠近吐蕃的一個部落,早被吐蕃統(tǒng)屬。這種統(tǒng)屬是對“同一文化系統(tǒng)的不同部落的統(tǒng)一”(12)。阿夏人即是吐蕃人,與吐蕃是同系同種,這是不可懷疑的。
(2)松贊干布時期的阿夏。
“其后贊普(松贊)親臨,未用一兵,即使?jié)h及阿夏,獻納賦稅。阿夏為蒙古族,現(xiàn)屬于俄羅斯”(13)?！栋资贰酚涊d吐蕃時期阿夏的一些活動,比較詳細的是祿東贊駐阿夏的資料:
自從松贊干布時期阿夏成為吐蕃屬民開始,到公元669年,共提到阿夏11次,前后相距85年。其中,祿東贊從公元658年到666年駐阿夏7次(包括663年吐谷渾被滅之年),祿東贊亡(667年)后贊普于669年曾居于阿夏等多地(14)。
2)吐谷渾(??????)。
(1)早期的吐谷渾。
吐谷渾族源為鮮卑慕容氏,古為東胡族的一支。秦漢時游牧于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與洮兒河之間,附于匈奴。北匈奴西遷后,鮮卑遂居漠北漠南之地,勢力漸強,分為東中西三部。到兩晉南北朝時,形成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三大部,內部族群復雜。
吐谷渾約在公元286年左右乘西晉永嘉八王之亂,率部從遼東北進入內蒙陰山(呼和浩特境內大青山),駐牧20年后南下甘青川一帶(15)。
(2)藏文文獻中的吐谷渾。
——《紅史》作者很明確地認為吐谷渾是黃霍爾(????????),而非阿夏。關于這一點,由于翻譯者(陳慶英)有意地刪除了原文和東嘎赤列先生的校注,使得這一重要史實長期被掩蓋,直接影響到僅靠漢文學習和研究藏族歷史的讀者和學者(16)。
——《白史》中吐谷渾藏文稱“支格”(??????)。記載吐谷渾事跡和重要活動的有如:
“……西藏大軍又曾越過中國‘五臺山’,皇帝亦曾一度降位,其時‘吐谷渾’( ??????),‘玉闐’( ?????? )、‘云南’(??????)等處,亦曾屬于西藏統(tǒng)治歷百余年如此真實可靠不可暫忘之記載,乃至外國史學家所熟悉者,然本地大多數(shù)人民,連有無此事之疑念都不曾起,殊堪嘆惜”。(按:公元763年,赤松德贊的藏軍攻入長安15日,立金城公主之侄李承宏為帝,663年滅吐谷渾至763年,恰好百年)。
公元675年,“王后‘遲瑪隆’請建大會,(此所說‘遲瑪隆’?????????????????????? ?是否即松贊之妃‘尺尊’(????????),尚應研究。此妃權勢很大。原注)。???????????????????????? ? ???????????????????????????(譯者:似說,本俄賈遲松請作鏖金像)(按:??????為??????之誤,本俄賈即“坌達延”)(17)。
《白史》提到吐谷渾之名,大約是在南日松贊卒年的公元629年 ,到672年,前后共43年之久,提到吐谷渾34次。在《白史》中凡提到“吐谷渾”或“吐谷渾王”時,都是藏文的“ ??????”(音“支格”),和“???????????????”(音“支格加保”)
2. 兩個不同的地域。
(1)阿夏:綜合分析一些歷史資料,阿夏從最初的阿里地區(qū),流徙至日喀則地區(qū)的娘曲河一帶,在松贊干布時或之前被吐蕃統(tǒng)屬,逐步在其東部安頓下來?！敖駠鴥纫恍v史學者認為的那樣,贊普時期吐蕃所屬小邦阿夏并不是居住于青海、甘肅境內的那個吐谷渾(???????????)。阿夏所處的疆域是從青海、甘肅邊界交界處一直向南延伸到靠近‘白蘭’(???????)之間,在吐蕃之東形成一個弓字形(弧形)圍繞的地區(qū),地域達幾千里,是屬于吐蕃范圍內(?????????????????)的一個邦國。藏人稱其為阿夏”(18)。
(2)吐谷渾:公元313年(即西晉永嘉年)吐谷渾從內蒙大青山一帶進入甘肅枹罕,后繼續(xù)向南、向西擴展,到今之甘南,川西北阿壩一帶,爾后轉而北上,進入青海南之沙洲貴南穆格塘、赤水(按:一說在興海,一說在共和曲溝,實際上兩地距離很近)、澆河(貴德),曾經(jīng)常進占、退守于白蘭(果洛地區(qū)為主)。公元329年葉延時建吐谷渾國,夸呂(公元353—391年)時,居移青海湖西南,伏俟城是其都城。從此吐谷渾的活動基本上在甘青北部和東北部。伏允時(公元635年前后)吐谷渾曾分東西兩部分,伏允守伏俟城,次子慕容尊王守鄯善(19)。
3. 兩種不同的語言。
阿夏: 阿夏是青康藏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語言系屬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據(jù)其族源和遷徙的地域來說,一直以來在吐蕃的周圍活動,而且早就被吐蕃所統(tǒng)屬,成為吐蕃的屬民,其語言是相同的,最多是方言不同而已,如蘇毗之于吐蕃,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說阿夏使用的無疑是吐蕃語即古藏語。
吐谷渾:吐谷渾語言屬于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語言。法國吐蕃古藏文文書研究者伯希和指出,吐谷渾語屬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語音,與鮮卑語相似(20)。但那是吐谷渾初到甘青時的情況,后在300多年長的時間里,早已歸屬于吐蕃的吐谷渾語言、習俗已被吐蕃融合同化,以致徹底改變。至于極少數(shù)吐谷渾上層統(tǒng)治者內部是否還一直保留著吐谷渾即鮮卑語就不得而知,但誠如范文瀾所說:“少數(shù)慕容部貴族與眾多羌族部落酋長融合成為一個統(tǒng)治階級,鮮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渾實際是羌族的國家”(21)?！缎绿茣ね罗瑐鳌芬舱f:“逾代之后,斯人既沒,后人安于所習”(22)。
4. 兩個對立的軍事集團
阿夏早就被吐蕃所統(tǒng)屬,而吐谷渾則是從松贊干布時候起到公元663年的芒松芒贊(650—670)時期成為其敵對一方?！八少澑刹紩r,設有戍邊三軍(????????????)。戍邊三軍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有卓、瓊、噶爾、怒(布)、年等五個部分,針對吐谷渾(??????),并將其打敗;中部有白嘉“????????????????”12支針對羌人(????或????)的部落軍隊,并將其打敗;;下部有針對漢人的通夾9部和阿夏( ??? )的 6支‘東德’千戶部落軍隊并將其打敗”(23)。這一條非常重要,是把阿夏與吐谷渾兩個民族,兩種不同的軍事身份,分得十分清楚。
三、古藏文文獻被錯譯的問題——阿夏是如何變成吐谷渾的
在翻譯重要藏文典籍而涉及阿夏和吐谷渾等一些重要問題時,譯者們的思想認識和翻譯原則就大相徑庭。
1. 有三類不同的翻譯情形:
第一類是尊重原文直譯,譯者不會擅做主張改變原文。如《白史》(24)和《西藏王臣記》(25)。最初的譯者法尊法師和郭和卿,都是老一輩的資深翻譯家,自覺遵從翻譯原則,堅持“信達雅”的第一條“信”,不違背“信”,歷史不按小說虛構,“信”是第一。
第二類是改變原文,會作出一點說明,但這種說明的理由往往缺乏根據(jù)。如由王堯和陳踐先生編譯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漢文部分),王堯所輯《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考釋》(26)以及翻譯《白史》的另外幾位譯者如付師仲(27)等。他們的譯文,凡是遇到???(阿夏),???????(阿夏王),均翻譯成吐谷渾。只是在注釋中作出一點簡單說明,為什么要把阿夏改為吐谷渾,無非是說人們都是這樣說的,如《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贊普傳記》之注釋第16吐谷渾條。(意見后述)
第三類是不作任何說明,擅自改變。如黃顥和周潤年翻譯的《賢者喜宴》(28),陳慶英翻譯的《紅史》(29)、《漢藏史集》(30)和參與主譯的《西藏通史》(31)等都是如此。
2.錯誤的翻譯導致一系列嚴重后果。
以上所列第二、三類錯誤的翻譯,是導致當代某些方面藏學研究經(jīng)常發(fā)生混亂的源頭,也是怎樣把阿夏變成吐谷渾的源頭所在。自上世紀出現(xiàn)的世界藏學熱,至今溫度未減。很多人想了解和研究藏學,但苦于不懂藏文包括古藏文,只能憑借一些譯文,而這些譯文往往魚龍混雜,使看不懂藏文原著和看不到按原著翻譯的譯文的讀者誤認為事實就是如此,根本想不到會是錯譯,更使不能分辨真假的讀者深受其害。再看下面四個例子:
1)在“《賢者喜宴》摘譯本中,譯者黃顥和周潤年推算出吐谷渾早已遷徙至甘青河湟流域,故直接翻譯成吐谷渾。但在上述直貢贊普時期(按:約在公元1世紀前后)就有外道的阿夏人,輔佐直貢贊普進行改革的也是阿夏人。離吐谷渾吐谷渾的遷徙還差300余年,在原文中皆是藏文(Va--zha 即???)一詞,但在譯文中譯者主觀臆斷地將吐谷渾遷徙之事納入之外,沒做任何注釋說明,進而出現(xiàn)了內容截然不同的譯文,這正是曲解、誤釋阿夏與吐谷渾為同一族源的癥結所在”(32)。
2)在提到為達日年賽治療眼疾的事情時,歷代著名藏族著作家無一不說是阿夏醫(yī)生,但是,有些學者只知道引用《賢者喜宴》漢文版的吐谷渾說,而不知道《賢者喜宴》、《西藏王臣記》等藏文說的是贊普從阿夏域請來了阿夏醫(yī)生:“?????????????????????????????????....??????????????????????????????????????????????????????”和“?????????????????????????????????????????????????? ....???????????????????????????????”。
3)陳慶英對《紅史》的翻譯?！啊都t史》一書是1346年為蔡巴·更噶多杰所撰。在文末跋語中他早有明確注釋。跋語寫到:該書中的紀年有幾處錯誤。吐谷渾乃黃霍爾,俄田乃和田。從這個簡短的注釋可知,《紅史》作者很明確地認為此處的吐谷渾是黃霍爾,而非阿夏。此外在其他藏文文獻中也沒有發(fā)現(xiàn)將阿夏稱作黃霍爾的,或認為黃霍爾是阿夏的。漢譯文曲解其意,以為吐谷渾不是黃霍爾,將原文的肯定句式理解成否定句式,無法翻譯成陳慶英先生漢譯的結果。陳慶英先生的做法,“不但有失譯本的第一手資料的價值,還對只能借助漢譯藏文史書比較研究的學者們所得成果的學術質量產(chǎn)生直接影響。當然,也不利于漢藏文化的深入交流”(33)。
4)專家學者公認,敦煌古藏文文獻是藏族歷史上留下的最早的世俗文獻之一,也是自14世紀以來許多高僧大德、專家學者推崇和引用的重要資料。在近代,藏族著名學者根頓群培的《白史》早就引用過其中的一些內容。王堯先生比較系統(tǒng)地譯釋過敦煌古藏文文獻,早先還曾編輯《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后和陳踐編譯了《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探索集中既有藏漢文對照,又有部分藏文影印的內容。王堯先生還編譯過《吐蕃金石錄》、《薩迦格言》等,他為古藏文的考釋、翻譯和研究作出過重要貢獻,這是必須首先肯定的。但他把敦煌古藏文文書中的所有事涉阿夏的人和事全部翻譯成吐谷渾,實在遺憾和不解。
王堯、黃顥和陳慶英都先后在中央民院學習藏文,陳慶英是王堯的研究生。王對黃很推崇,認為他在翻譯、整理、研究方面有不少貢獻。據(jù)王堯講,黃顥1959年畢業(yè)后就從事藏族史研究工作,在《賢者喜宴·吐蕃傳》出版社時王堯先生為其寫了一個很長的序言,全面介紹了藏族歷史上的著述分類。把阿夏翻譯成吐谷渾,我們不清楚王和黃兩人是誰受誰的影響。
通過上述介紹,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原本的阿夏是如何通過這些翻譯者們的錯解而將阿夏翻譯成吐谷渾的,這是源頭之癥結所在。
一般而論,越早的東西(文獻)越真實可靠,因而越應該相信。后來者往往借題發(fā)揮,甚至臆測編造,弄得面目全非。藏史研究中存在同樣的問題,后人不能不吸取教訓。
在歷代藏族的作者中,五世達賴喇嘛是被最為推崇者之一,他在政治、宗教上有很多建樹,著書立說,多為傳世之作,對藏族和藏族歷史文化的發(fā)展有過重要影響。近現(xiàn)代的根敦群培、東嘎·洛桑赤列、張怡遜(34)等也對藏學做出過重要貢獻,在藏學界名聲顯赫。值得一提的是根敦群培?！段鞑赝ㄊ贰吩敿毥榻B他撰寫《白史》的經(jīng)過和寫它的好處,根敦群培和他的學生還到赤德松贊時期興建的噶迥多吉因寺遺跡進行考察、抄錄碑文,他說:“依據(jù)噶迥(多吉因寺)的碑文,可以糾正以前王統(tǒng)歷史中的一些錯誤”(35)。他的著作為研究藏學的各族專家學者包括宗教界,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四、依據(jù)古漢文文獻,對照和解讀敦煌古藏文文書中出現(xiàn)的人和事
1. 在敦煌古藏文文獻中出現(xiàn)的重要人物源之于新舊唐書。
在敦煌古藏文文獻中除了贊普之外,其中大論乞力徐(?????????????????????)、坌達延遲松(???????????:??????????)、尚·贊咄熱(???????????????,?????????????????????),這三人曾出現(xiàn)在新舊唐書(36)、(37),出現(xiàn)場次最多的依次也是他們。前兩人出現(xiàn)在《冊府元龜》和《資治通鑒》(38)。由此可以知道敦煌古藏文文獻翻譯這幾個人物的最初出處是就來自新舊唐書。敦煌古藏文文獻涉及到的其他人物也應該是譯者根據(jù)新舊唐書推導出來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和《阿夏紀年》殘卷中的以上人物曾出現(xiàn)多次(39)。
2. 如何解讀三個達延(達賈)氏:
1)從命名看,達延三人都是歸屬于吐蕃后的阿夏人。
達延莽布支(????????????????)、坌達延遲松(???????????:??????????)、坌達延贊松(??????????????????????)這三個人都出自《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三人名字中都有達延。達延一詞的藏文是“??????”(音“達賈”)?！斑_延”這個詞是從舊唐書開始使用的翻譯名詞(后面還以“達延”稱),《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等沿用了這一翻譯詞語。
上述三人均稱為“達延”(達賈),這是姓氏,說明他們是同屬一個氏族部落,或者就是一個家族的人。這種命名方式完全符合千百年來藏族的文化傳統(tǒng)和命名習慣,從古至今都是如此。
過去對達延莽布支是否是吐蕃人有爭議,范文瀾、王忠等認為是吐谷渾人,后來有了王堯的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的藏漢文對照,才改變了吐谷渾說,周偉洲也承認,“今從王堯說”(40)。
為了區(qū)別吐蕃與吐谷渾的命名,順便介紹吐谷渾的姓氏和命名。遍查有關鮮卑族(吐谷渾)的漢文史料,吐谷渾沒有吐蕃(藏族)這樣的姓氏名稱和命名方式。鮮卑族有五大姓氏或八大姓氏之說,如慕容、拓跋等,有穆、陸、賀、劉、樓、于、嵇、尉,還有萬俟、長孫、烏丸等許多姓氏(41)。名字多為漢字,如,慕容忠,投降吐蕃的索和貴是白鮮卑族人,慕容諾曷鉢投唐后多改為漢族姓氏,如白承福等。他們的姓氏名稱中沒有像松贊干布、達延遲松、夏吾才讓等這樣的命名。僅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達延氏不是吐谷渾人。
2)達延三人之間是什么關系。
研究歷史,無論是事件和人物,正確判定時間是首先要做的,因為這是基礎。很多事情不能確定,往往是難以判定時間。從達延莽布支(????????????????)到坌達延遲松(???????????:??????????)到坌達延贊松(??????????????????????),三個達延氏,他們都曾擔任過“論”或“大論”,在吐蕃政權中地位顯赫。而且,后兩位名字前面都有“坌”,從他們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中出現(xiàn)的年代看,達延莽布支在653—659年(出現(xiàn)2次);坌達延遲松在675—694年(出現(xiàn)5次);坌達延贊松在706—714年(出現(xiàn)6次)。從依次出現(xiàn)的時間和年齡分析,他們三人之間的年齡差分別是22歲和31歲,達延莽布支比坌達延贊松年長53歲,所以,他們有可能是祖孫三代。至少也是叔侄關系,雖然達延莽布支比坌達延贊年長許多。在藏族特別是安多藏族中,無論是侄子(外侄)和孫子都稱其為“擦沃”(????)。親屬之間的稱呼,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也不一樣,有細有略,如英語中的“uncle”,就不分叔、伯、舅。所以,在這里他們之間按年序可以叔侄關系稱呼,坌達延遲松是達延莽布支的侄子輩的“坌”,坌達延贊松則是孫子輩的“坌”。
五、對涉及吐蕃以及吐谷渾其他幾個問題的解讀和認識
1. 吐蕃贊普和阿夏的姻親關系有歷史淵源。
1)聶赤贊普兼并諸侯各國以后,曾作為諸侯王的阿夏與吐蕃王朝內部結下了聯(lián)姻關系。隨后他們成為甥舅雙方,因而在吐蕃石碑上亦明確記載甥阿夏。在達日年賽時還派遣吐蕃王廷某女嫁給阿夏氏族(42)。
2)松贊干布(629—650年)之“子貢松貢贊的元配阿夏妃名柯爵茂杰赤迦底峽,所生王子為芒松芒贊(按:約在650—676年間)?！??(?????????????????????????????????????????????????????????????????????? ? )。這在《西藏王臣記》(漢藏文本)和《西藏通史》藏文版中均有記載(43)、(44)
3)《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探索集》(藏文部分):公元689年,贊蒙遲邦嫁阿夏王(??????????????????? .... ??????:???????? ??????????:?????:)為妻”(45)?，F(xiàn)在尚不能確定吐蕃遲邦公主所嫁是哪位阿夏王。
史料證明,吐蕃王朝一直和阿夏保持著姻親關系,直到阿夏完全融入吐蕃,成為吐蕃人后再無這些記載了。藏族古文獻記載的只有吐蕃和突厥有過這種姻親關系。吐谷渾被滅后,吐蕃曾聯(lián)合黨項、突厥和遺留青海的吐谷渾人攻打過唐朝軍隊,但沒有任何明確的或讓人信服的記載,說吐蕃某公主嫁給了吐谷渾某王。推理和猜測不能當作歷史,更不能籠統(tǒng)地說是嫁給了莫賀退渾可汗。
從新舊唐書以后直到《資治通鑒》(46)、《冊府元龜》也沒有一部漢文古籍說坌達延遲松是吐谷渾人。后來人說坌達延遲松是吐谷渾女婿,完全是臆測和編造。
2. 仲琮入唐與“本甥舅國”之詰。
這是有些人拿吐蕃公主嫁吐谷渾王(即“本甥舅國”)說事的目的在于證明都蘭吐蕃墓是吐谷渾墓。我們先來看史實,吐蕃使論仲琮赴唐發(fā)生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3年),其背景是:咸亨元年即公元670年吐蕃入殘羈縻18州,安西四鎮(zhèn)并廢,唐詔右威衛(wèi)大將軍薛仁貴擬護吐谷渾還國兵敗,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唐懼之。顯慶三年(公元658年)吐谷渾內附,索和貴投吐蕃,諾曷鉢走涼州,蘇定方定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qiao 責備),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边@是仲琮第一次入唐。咸亨三年即公元672年,吐蕃遣大臣仲琮第二次入朝。因為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高宗李治)召見問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索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問?！钡垌t(按:wei,意為對或是,常反用之)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按:收禮)(47)。《冊府元龜》說得很客氣:“至是帝召入賜宴,甚優(yōu)禮之。帝厚賜而遣之”(48)?！顿Y治通鑒》所述簡約,同如《冊府元龜》(49)。大非川兵敗諸事已過去三年,吐蕃之強大,唐庭已深感不安,在這種形勢下,對待使臣較為客氣?！氨旧藝?只是“如此而已”之問,沒有具體對象,有些學者也有這種看法。我認為,文成公主嫁松贊干布之前,吐蕃與吐谷渾沒有大的爭戰(zhàn),有一段時間關系可能不錯,說不定有互嫁公主之事,唐皇可能泛指這種情況。至于有的人拿公元689年吐蕃遲邦公主嫁吐谷渾王(按:如前,實為阿夏王)來說事,事實對不上。
3. 所謂“藏人呼之為阿夏”的問題。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注釋》之16條:“吐谷渾……后被吐蕃侵并,藏人呼之為阿夏,是沿用其一部落阿柴(或作阿豺)的名稱,p.t.1263“漢藏對照詞匯”中將阿夏???譯為退渾,將阿夏王???????譯為退渾王”(50)。在此暫不論阿柴、退渾事如何(在后解讀),所謂“藏人呼之為阿夏”,換言之,是你藏人把吐谷渾叫做阿夏,其根據(jù)就是上面“漢藏對照詞匯”。本文作者認為:
其一、事實正好相反,上述藏族著作家,都認定給達日年賽贊普治療眼疾的是阿夏醫(yī)生,而不是吐谷渾醫(yī)生。恰好是黃顥、周潤年、陳慶英等人把阿夏醫(yī)生翻譯成了吐谷渾。上述藏族著作家們都是有虔誠的宗教信仰和學問淵博的人,作學問非?？季?忠實于歷史。他們異口同聲地認定是阿夏醫(yī)生,我們能懷疑在這種問題上出錯嗎?他們對藏文和藏族歷史的熟悉程度遠比上述諸先生廣博而深厚吧,這一點想必也無人懷疑。在這里說“藏人呼之為阿夏”,是說不過去的。
其二,在“三軍戍邊”中阿夏與吐谷渾是敵對方,這在《賢者喜宴》藏文版和《東嘎藏學大辭典》有明確記載,在《白史》中把阿夏和吐谷渾分得很清楚。這可不能說“藏人呼之為阿夏”的實例吧。
其三,民族的遷徙與融合。阿夏最后統(tǒng)屬于吐蕃,融入吐蕃,成為一體,最后可能還有少部分進入新疆后融入蒙古人,又徙入俄羅斯的,這是按根頓群培之說。吐谷渾從遼東出發(fā),駐蒙古陰山,徙甘肅枹罕,進四川昂州,轉而向北到青海南。他們在這里可能遇到了黨項、白蘭和不見漢史的阿夏的強大阻攔而不能繼續(xù)南下,而是暫居一段時期之后,又由南而北到了甘青北部,主要部分在青海。在這里先后遭遇隋唐征討,經(jīng)歷和親獻貢,助唐討吐蕃,后來發(fā)生的事情,從表面看來是為尚公主事,事實上吐蕃看準了吐谷渾的十多個州地和豐富的物產(chǎn),終于公元663年被滅。在青海歷經(jīng)350年后又往東避涼州,幾代之后向東散去,至公元1042年后消失于北宋。在被吐蕃所滅之前特別是之后,阿夏與其地域交錯,兩族之間密切接觸和交往,其文化、語言、生活習俗等,經(jīng)300多年被諸羌和吐蕃文化的熏染,實際上這部分吐谷渾人已經(jīng)全被吐蕃同化、融合,成為了吐蕃人,這是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和具體事實的。但是,我們必須肯定的是,歷史上的許多藏族學者和著作家們很清楚,阿夏和吐谷渾(黃霍爾)是兩碼事,不會混為一談。
其四,當代一些專家學者們所持的吐谷渾論點,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上述所列舉的漢譯本的影響,包括周偉洲教授在內。其中也有極少數(shù)現(xiàn)代藏族學者將阿夏誤認為是吐谷渾的,如《藏族早期歷史與文化》的作者格勒和《藏族萬年大事記》的作者噶瑪江村在其作品中就是這樣說的,還有這次考釋印章的兩位年輕學者也是如此。雨佳和華桑扎西刊登于《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一書的兩篇文章中,亦人云亦云,錯認為達延遲松和達延贊松是吐谷渾小王。平心而論,他們除了個人的原因之外,可能也是受了上述錯誤譯文的影響。但不能因為有幾個不懂藏文甚至不太了解民族歷史的藏族,就一概而論說是“藏人呼之為阿夏”。
其五,《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譯者在注釋中的所謂“藏人呼之為阿夏”的說法,是不是還有這樣的一層意思:錯了與我無關,反正是藏人們這樣說的,似乎有點不敢擔責,推卸責任的意味。
4. 中外學者對“殘卷”和“漢藏對照詞匯表”的不同考釋。
第—、關于殘卷的主人和年代問題
林梅村在其《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贊干布本紀”殘卷人物與葬地之一》一文中認為,殘卷內容實乃吐蕃史官所撰寫《松贊干布本紀》(51)。但是,對于此“殘卷”的寫作年代,林梅村與周偉洲說法不一。林梅村認為《松贊干布本紀》殘卷是寫于633—642年),周偉洲則認為“這一殘卷記載了公元706—715年吐蕃統(tǒng)治下吐谷渾王廷所發(fā)生的大事”,還說:“這個吐谷渾小王的稱號應是“莫賀吐渾可汗”,此號可能一直延續(xù)到八世紀末至九世紀(52)。林梅村和周偉洲對這一殘卷的考釋,翻譯內容多有出入。兩廂比較,相同之處是事情發(fā)生的年距都是9年,但時間間距前后長達73年。
對這份所謂“紀年”的考釋有三個值得研究和重視的地方,一是時間,是什么時間段發(fā)生的事情;二是出場的是什么人物是誰;三是誰的“紀年”?暫不論“殘卷”或者“紀年”的具體的人事問題如何,但可以按敦煌古藏文文書的補記來對待。敦煌古藏文文書反映的是650年前夕到763年之間的吐蕃歷史,從這份“殘卷”或者“紀年”中出場的幾個人物分析,時間應在公元706年以后,大論乞力徐出現(xiàn)在706年—721年之間;尚·贊咄熱(???????????????)有時稱尚·贊咄熱拉金),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53)中出現(xiàn)于(710—721年)之間,其中公元710年尚·贊咄熱參加迎接金城公主進藏的活動。論乞力徐囊恭(?????????????????????????????含屬廬·乞力徐囊恭),在《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中出現(xiàn)于(721—724年)。
第二、如何解讀莫賀吐谷渾可汗”的署名
周偉洲說,《賢者喜宴》ja卷載多吉英寺崇佛誓約中有“坌阿柴王堆吉布希桂波爾莫賀吐谷渾可汗”的署名(54)。說明周偉洲引用的是黃顥和周潤年的漢譯文。這件事,“在《賢者喜宴》的漢文版中是這樣記載的:王堆吉布希桂波兒莫賀吐渾可汗。在藏文,這句話是‘??????????????????????????????????????????????????’。在譯文中譯者直接將阿夏???譯為吐谷渾,將‘???’(藏文)譯為‘莫賀’,將‘???????????’譯為吐渾可汗,對其中的‘堆吉布希桂波兒’?????????????????????這六個字沒有做任何解釋和分析。莫賀‘???’應該是女婿的拆字的讀法,這個稱謂可與來自吐蕃王姐仲瑪洛下嫁突騎施可汗(西突厥)和《吐蕃大事記》中的媳(????)相對應?！鸭枷９鸩▋骸恰锻罗笫掠洝分械慕y(tǒng)葉護可汗的不同譯名的記音。這段話的意思是:‘蕃甥阿夏王、突騎施烏介、特勤女婿(???)統(tǒng)葉護可汗’,這樣理解才是準確的。譯者的譯文不僅有錯漏,而且,人為地回避了問題”(55)。
第三、中外學者質疑“敦煌遺書p.t.1263《蕃漢對譯詞表》
1、在“敦煌遺書p.t.1263《蕃漢對譯詞表》中有所謂‘阿夏va-zha對照退渾、阿夏王va-zha-rje對照退渾王’。對于這個問題,黃盛璋先生在《漢于闐吐蕃文獻所見‘龍家’考》中對《蕃漢對譯詞表》的可信度和準確性提出了種種疑問,認為龍家對漢文吐蕃贊普的拼音,不譯為‘贊普’而譯為‘天子’,‘龍’也是不用吐蕃文Vu,而用漢字音Lung,所譯必為漢人,不是吐蕃人。托馬斯在深入考究新疆出土的藏文簡牘和敦煌藏文遺書為主的史書后,作出了如下論斷:“從任盧文書的時間考慮,阿柴(夏va-zha)似不包括吐谷渾在內。說阿柴(夏va-zha)等于吐谷渾,可能是對兩族人的一種混淆,因為他們在一個時期內共同占據(jù)著山區(qū)。即受注視的鄯善王國、羅布灃爾地區(qū)、沙洲及甘肅西部山區(qū)。……關于漢文A.Chai(阿柴或阿豺)=va-zha,應該注意的同樣情況:如417—430年,一位吐谷渾的名字就是這樣叫的,而他就是第一位在沙洲的奠基者(按:阿柴,公元417—426年在位,“宋少帝以安西將軍、沙洲刺史,封澆河公”?！锻鹿葴唫鳌?15頁)?？v觀藏文古籍史書,F.W.托馬斯教授的推斷是客觀而中肯的”(56)。根據(jù)黃盛璋的考釋,再看這兩個例子,可以作為補證:
一是,關于那份“蕃漢文對照表”,它是寫在敦煌(漢文)遺書《張淮深修功德記殘卷》的背面,有藏、漢文對譯字,漢文的退渾王,藏文作A-za即???。此書卷寫于淮深任職期(872—890年)或以后。據(jù)此文書知在九世紀九十年代(57)。這里不僅有年代,還說明那份“蕃漢文對照表”如黃盛璋所說:“所譯必為漢人,不是吐蕃人”。
二是,黃文煥在研究對現(xiàn)存于河西地區(qū)公元七至九世紀的藏文寫本經(jīng)卷時發(fā)現(xiàn),經(jīng)卷雖然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民族形式,但是,寫校者的總人數(shù)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中吐谷渾人寫校者三人。表明公元七至九世紀間,吐蕃文化對河西等地各族民眾影響之長久、廣泛和深刻(58)。兩個例子不僅同樣說明了吐蕃藏文的普及程度,同時為我們如何認識此殘卷提出了疑問:一是,為什么要用“蕃漢文對照表”?吐蕃人可以直接用藏文書寫而不會用漢文。這很可能是為了向漢人、吐谷渾人或回鶻人等提供翻譯上的方便;二是,正如黃盛璋所說是漢人所寫,而不是吐蕃人。所以,完全應該對這份“蕃漢文對照表”的準確性提出質疑,也就是說不能錯誤地把阿夏視為阿柴,把阿夏“???譯為阿柴或退渾,把阿夏王???????譯為退渾王。
六、關于土族族源問題,李克郁與周偉洲之說尖銳對立
1. 李克郁和《土族(蒙古爾)源流考》(59)。
李克郁先生從小生活在互助土族鄉(xiāng)村,是從這里成長起來的一生研究民族問題特別是土族問題的土族教授。從1954年開始到1958年,他參加過有關部門組織的每一次的土族族源、語言等方面的社會調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土族(蒙古爾)源流考》是他的力作,是他化了多年功夫,考察、核對,最終寫成。對這樣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自1992年出版后,學界并沒有給予充分的重視。盡管書中有個別地方如對吐蕃達延莽布支和阿夏為阿柴等問題上研究不夠,明顯受到本文前述的一些史料的錯誤影響。這只是本書的一個小小的瑕疵,一點兒都不影響這本具有青海土族簡史著作的重要性。這本著作從各個角度考釋和研究土族族源問題,很多地方有獨到之處,作為一個本民族的學者,經(jīng)過多年勤奮耕耘,能做到這一步,思想和精神均屬可貴。對他的著作,需要我們高度重視和認真研究。
2. 在族源問題上,他的觀點與周偉洲《吐谷渾傳·吐谷渾與今天土族的關系》的說法完全相反,現(xiàn)舉一些例子,周偉洲的列前,李克郁的列后,供讀者分析研究,是非不難辨別。
1)對兩個文件的不同認識:
周偉洲肯定了《土族簡史簡志合編》的重要性。繼而認為,“蒙古人是在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才進入今土族聚居的地區(qū),在蒙古人進入該地區(qū)前此地已有許多稱為‘霍爾’的人居住。因此,把蒙古族作為土族的主要族源顯然是不妥當?shù)摹?60)。
李克郁在“后記”中說,“在編寫《土族簡史簡志合編》一書時,調查組就蒙古爾族源問題展開了討論,初步結論是:蒙古爾是由蒙古人和當?shù)氐幕魻柸讼嘟Y合形成的。但霍爾究竟何種歷史民族,未能討論清楚。根據(jù)調查隊的基本觀點,最后完成了《土族簡史簡志合編》一書,內部刊印。1960至1980年的20年中,史學界再也沒有調查研究蒙古爾源流問題。1980年,中國少數(shù)民族簡史叢書《土族簡史》編寫組在編寫《土族簡史》時,未采納1958年的結論,卻采用了吐谷渾說,并且附了按語,說關于土族來源的種種問題,尚待今后深入研究。根據(jù)我們目前掌握的資料,我們認為,土族源于吐谷渾之說,道理更多一些,比較可信?！锻磷搴喪贰肪帉懡M把蒙古爾的源流作為遺案留給后人去研究了。把族源問題作為遺案長期擱置起來,這絕不是廣大蒙古爾干部、群眾的意愿。解放已經(jīng)40多年了,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說法了,而且應當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說法。鑒于此,有不少同志要我把自己手頭的現(xiàn)有資料整理出來,并明確闡述自己的觀點,以便引起學術界的討論。盡管這是個很棘手的問題,但我大著膽子接受了這一任務”(61)。
1)關于族源:
周偉洲是從事邊疆少數(shù)民族歷史研究的,在其著作《吐谷渾資料輯錄》中沒有提到過吐谷渾與土族的關系問題,在《吐谷渾傳》的最后第八章提到吐谷渾與今天土族的關系。他認為,大致土族的形成劃分為三個時期:(一)吐谷渾——阿柴時期。約在十一世紀之前。(二)霍爾時期。從十一世紀至十三世紀蒙古人南下為止。(三)霍爾——蒙古——土人時期。約在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土族基本形成為止。關于族源,他認為雖然土族融合了藏、蒙、漢、羌族,是“可以把吐谷渾視為今土族的祖先、主要的族源”(62)。李克郁從語言學、歷史學、民俗學相結合來剖析蒙古爾的社會,并從語言入手探索蒙古爾人的歷史淵源。他認為,土族族源應該從唐時的“室韋”算起,后經(jīng)沙陀到宋遼時期的陰山韃靼,明清時期河湟的蒙古爾,一直到現(xiàn)代土族的發(fā)展過程。這個發(fā)展過程與周偉洲的吐谷渾的發(fā)展過程恰好相反。道理很簡單,李克郁的土族說是按照室韋、沙陀、陰山韃靼到河湟的蒙古人這個方向闡述的(63)。周偉洲是以吐谷渾的遷徙,在甘青主要是在青海的活動說事(64)。李克郁在前言中說“近年來,史學界采用了吐谷渾說,認定蒙古爾民族是以吐谷渾為主形成的。我認為,這是個錯案,……必須肯定的是蒙古爾人中間從未聽到過他們出自吐谷渾的任何傳說,對蒙古爾人來說,吐谷渾是個未曾聽到過的陌生詞?！薄罢f蒙古爾為吐谷渾后裔,純屬假設與推定,不足為信?！?/p>
“《土族簡史》采納吐谷渾說,只是多種觀點中的一種,暫時性選擇?！笔聦嵣侠羁擞粝壬鷮@個所謂族源持有相反看法,他認為沒有把過去幾次考察的實際結果反映出來。他說“恕我直言,吐谷渾說提出的論據(jù)確實不少,問題是這些論據(jù)能不能站得住腳。筆者認為,遠非如此!”(65)。
《青海民族志》在土族“民族源流”中將5個族稱都列入其中,意在繼續(xù)探討和研究,不做定論,他們是:吐谷渾說、蒙古說、多源混合說、陰山白韃靼說和沙陀突厥說。但基本否定了多源混合說和沙陀突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jīng)過民族識別,并根據(jù)土族人民的意愿,統(tǒng)一稱為土族,藏語稱為“霍爾”(???)(66)。
3)關于《吐昆》:
周偉洲說:“土族自稱,除‘蒙古爾’等外,民和土族自稱為‘吐昆’”(67)。李克郁反駁道:“還有一些毫無真憑實據(jù),人云亦云或假造事實的東西,如蒙古爾人自稱‘土昆’的說法,就是無中生有,是一個典型的假造事實的實例,它干擾了蒙古爾族源的研究進程”(68)。李還在注釋中作了詳細說明?！瓣P于土族(蒙古爾)自稱‘土昆’的說法,最初出現(xiàn)在呂建福的《土族源流試探》一文中,其后羋一之先生用之,《土族簡史》亦采用了呂建福的說法。經(jīng)核實,蒙古爾無此自稱,實屬以訛傳訛”(69)。實際上,“民和(土族)稱自己作‘芒古’”(70)。
3. 為什么有些人特別看重周偉洲的吐谷渾說,其目的何在?
近些年來,青海有些人大談土族族源為吐谷渾,繼而說海西吐蕃墓葬是吐谷渾墓葬,去年以來又說2018血渭一號墓是吐渾莫賀可汗之墓,其源頭如上所述,是來自周偉洲的《吐谷渾傳》,加之受其《青海都蘭曁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一文的影響,認為都蘭乃至海西墓葬都是吐谷渾的。在這個問題上始作俑者是周偉洲。周偉洲等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都蘭墓葬問題上,否定和拋棄國家認定的墓葬屬于吐蕃論,在土族族源問題上否定李克郁先生的蒙古爾論,從而建立起一個“純屬假設與推定”的吐谷渾論。目的之二,也是最主要的。通過建立海西、都蘭的吐谷渾論,要把國家早已認定的所有的唐吐蕃墓葬劃歸吐谷渾,認為是土族祖先的墓葬,這是明顯的篡改。這次論壇的組織者和主持者僅聽周偉洲和迎合者陳慶英兩人之言,將2018血渭一號墓葬和印章定為“吐渾莫賀可汗”之墓,吐谷渾小王之印,是極不慎重的做法。論壇表面看來成功,可以暫時煽惑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卻一定經(jīng)不起歷史事實的檢驗和專門研究者們的質疑甚至反對。
我們需強調的是,如果李克郁先生的《土族(蒙古爾)源流考》之考證和努力能被學界和廣大土族同胞所接受,從而否定周偉洲等人的吐谷渾說,走出周偉洲臆測的土族族源為吐谷渾的陰影,還原歷史,土族的族源問題將會以本民族學者的意愿迎刃而解。同時,又為解決都蘭墓葬的族屬問題,減少了糾葛和阻礙,奠定了新的基礎。
七、論說“2018血渭一號大墓出土印章”及其他
2021年1月11日,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廳、青海省文物局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協(xié)辦,召開了青海都蘭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考古成果線上線下專家論證會。論證會上,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周偉洲教授,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原所長陳慶英研究員等10多位專家教授發(fā)表了意見。
報道說,與會專家經(jīng)過充分論證,達成以下共識:
此次考古發(fā)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印章表明墓主人為阿柴王,若樹木測年準確的話,墓主人可能系莫賀吐渾可汗,其母親系吐蕃的墀邦公主,從而確定了墓主人的身份與族屬(71)。
既然印章表明墓主人為阿柴王,墓主人系莫賀吐渾可汗,那么,我們就從幾個方面做一介紹和分析。甚至有人推而廣之,非將已由國家定論的都蘭乃至整個海西的“唐吐蕃墓”重新定為“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墓不可。
1. 藏族使用印章的歷史悠久。尚不清楚起始于何時,但在松贊干布時期以至以后,印章被廣泛運用于公私各種場合,有各種式樣和用途。 ??
根據(jù)《西藏考古·考古匯》介紹:吐蕃使用印章在漢代,藏文文獻及金石材料中早有零星記載,但真正引起學界注意則是因為敦煌古藏文卷子上發(fā)現(xiàn)的印記。目前發(fā)現(xiàn)的吐蕃印章文物有兩類,一類為吐蕃古藏文卷子上的印章痕跡,另一類為吐蕃印章實物。根據(jù)印面形態(tài),印章分為方形印和圓形印兩種。由于,吐蕃印章受到東、西方印章文化的雙重影響,目前發(fā)現(xiàn)的吐蕃印章無論是官印還是私印,印文都普遍帶有圖像,而當中的駱駝等形象還具有宗教含義,說明這時候的吐蕃已經(jīng)接受了佛教影響。官印為方形,一般在4到5.7厘米,私印多圓形或橢圓形,在1厘米到2.2厘米之間,且以動物圖像為主,這是吐蕃印章受到西方印章文化影響的直接證據(jù)(72)。
2. 《白史》中的兩枚吐蕃官印
“考古匯”論文在介紹各種印章類型時,提到了兩枚吐蕃官印。這兩枚吐蕃官印恰在《白史》的兩封信中有介紹。時間、地點、圖像、內容都一樣。第一封信的圖案是飛鳥加下方的藏文,第二封信圖案在左上方有占全部印模3分之1的帶翅獅子和下、右兩方連著的的藏文。兩枚印章的藏文分別為:“通拉尼斗杰”(???????????????????)和“綽(姆)千寶尼拉斗杰”(??????????????????????????? )。論文認為,第一封信是“自敦迦宮,辰年仲冬發(fā)出命令,令沙洲官吏”,是龍年亨迦宮鈐印頒發(fā)之告牒。邊長約5厘米,印文為陽文。藏文譯為‘亨迦宮敕令之印’。第二封信由帶翅蹲獅圖像和藏文組成。這是大論于隴州軍帳會議上發(fā)出的禁止抄掠沙州漢人子女為奴的告牒。邊長約4厘米。根據(jù)有關資料古藏文可解釋為“大節(jié)度衙敕令之印”(73)。
3. 出土印章特點與主人
這枚印章印面刻寫有藏文“阿夏王之印”(???????????????),它有幾個特點:一是小,長度不到兩厘米;二是材質為銀;三是方形;四是圖像粗糙,字體不規(guī)范。這些特點與前面介紹的吐蕃吐蕃印章既有共同點,又有區(qū)別。共同點是有藏文和動物圖像;文字從下方拐右方排列;不同的材質;形狀等。但,又有它的獨特處:說它小,不應該是官印,但材質又是銀;說它方,應該是官印,但尺寸又太小;說它是私章,尺寸差不多,但又不圓;說它是官印,圖像粗糙,字體又不規(guī)范。這些特點決定了這枚印章不是官方印章,而應是由私人特意刻制的以表明自己貴族身份的私章,很可能是一位阿夏貴族人的私章,不具有實際的授受或封贈的意義。
墓主人應該是阿夏人達延贊松。從敦煌古藏文文書和前述之“達延三人之間是什么關系”來分析,就可以知道三個達延氏的出場活動及其之間的親屬關系了。坌達延贊松出現(xiàn)在時間在公元711—714年之間。如果都蘭2018血渭一號大墓里的印章存在于公元744年前后的話,按樹輪測定法推算,再加減35年,可以認定印章上的這個所謂阿夏王正是坌達延贊松。坌達延贊松的“坌”字應如上述之解讀,當作達延莽布支侄子(或孫子)的阿夏王來理解才對。墓主人無疑是早已統(tǒng)屬于吐蕃的阿夏人坌達延贊松,印章可能是他的私章。
4. 對專家論證會方面的幾個質疑:
1)論壇“共識”值得質疑。
按照專家論壇達成的共識,只短短兩句話,卻出現(xiàn)兩個墓主人:“印章表明墓主人為阿柴王”,“墓主人系莫賀吐渾可汗”。從前面的列述和《吐谷渾傳》的吐谷渾年表中,我們知道阿柴王出現(xiàn)的年代在公元417—426年之間,現(xiàn)在怎么又跑到公元744年的吐蕃墓葬里來了?阿柴在位期間還沒有“莫賀吐渾可汗”這一說,他也沒有這樣的頭銜;“其母親系吐蕃的墀邦公主”,出嫁于公元689年,怎么會成為417—426年之間“阿柴王”或所謂的某個“莫賀吐渾可汗”之母呢?這不是天方夜譚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表述,是不是在開玩笑,是不是把我們當成了還在牙牙學語的童稚,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2)遲邦公主嫁給了那個“吐谷渾王”?如果按周偉洲《吐谷渾資料輯錄》的說法:公元689年,吐蕃公主贊蒙遲邦嫁吐谷渾王,這是在(武)則天永昌元年、吐谷渾慕容二年的時候(74)。吐蕃公主贊蒙遲邦嫁吐谷渾王是周偉洲轉引王堯譯釋的《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探索集》的內容。不過,該《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藏文明明寫的是贊蒙遲邦嫁阿夏王為妻”(??????????????? ??????????: ??????)(75)。論壇為什么不要求周偉洲直接指出吐蕃公主贊蒙遲邦嫁給了哪一個吐谷渾王?不應該籠爾統(tǒng)之地按周偉洲之言說是“莫賀吐渾可汗”。那么要問,到底這個“莫賀吐渾可汗”是誰?是那個慕容忠嗎?是阿柴嗎?或是還有另外一個吐谷渾王,周偉洲無法指明。
3)關于兩個藏族專家之考證。
因為印章上刻的是古藏文,據(jù)說,最初考釋這枚印章的是兩個在拉薩的比較年輕的藏語文工作者,他們最初也釋義為“外甥阿夏王之印”。那怎么會得出印章上的古藏文阿夏就是阿柴呢?這可能與他們的學識欠缺和經(jīng)驗不足有關,也可能是受了那些對古藏文錯誤翻譯的影響而造成的結果。
4)周偉洲的結論是一家之言。
周偉洲先生多年從事西北少數(shù)民族歷史的研究,面廣且多有著述,本人曾幾次研讀他的《吐谷渾傳》和《吐谷渾資料輯錄》,增長了知識,但對他在都蘭吐蕃墓葬上的吐谷渾論,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對他的所謂“吐谷渾本源文化”論,《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論有墳吐谷渾——評周偉洲、仝濤兩篇文章及其他》一文,作了有理有據(jù)的反駁。(76)這次專家會上的結論無疑是周偉洲《吐谷渾傳》和《吐谷渾資料輯錄》的觀點,更是他《青海都蘭曁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的翻版。這次論壇上他堅持和重復了那些觀點,他說:“這枚印章釋讀為‘外甥阿夏(柴)王(Bond-va-zha-rje)’,阿夏,即吐蕃對吐谷渾的稱呼,此墓主阿夏王,即《吐谷渾(阿柴)紀年》殘卷內所記之‘莫賀吐渾可汗’,其母后即吐蕃在689年下嫁吐谷渾王的公主遲邦?！北緛磉@只是一家之言,不具為證,卻成為了這次專家論壇上達成的共識。
研究古代史應該注意做好地面文獻與地下考古發(fā)掘文物相結合,這樣的研究結果才可能準確、服人。但凡看過他著作的人,發(fā)現(xiàn)對其考古方面的東西接觸甚少,卻很愿意在這方面發(fā)表言論?？赡苡捎谌笔Э脊艑W的涵養(yǎng)和正確的觀念,往往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主觀臆斷,擅下結論,甚至以論代證,另搞一套,如在都蘭吐蕃墓葬的族屬問題上,采用漫水滲墻、釜底抽薪的辦法,推翻國家定論(77)。
周偉洲是如何有意地背離事實,造成上述一系列本末倒置的錯誤呢?除了他本人的學術思想不端正,把吐蕃墓葬硬往吐谷渾方面拉扯外,還看得出來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受了上述那些錯誤翻譯的影響,從而起到了強化他吐谷渾論的作用。至今看來,他仍然非要鉆這個吐蕃墓葬和印章為吐谷渾論的死胡同不可。不僅如此,在青海土族族源問題上,置本民族專家多年的考研成果于不顧,執(zhí)拗于推理性研究,固守吐谷渾論不放。難道周偉洲先生非要成之于吐谷渾史料的編著,也要敗之于吐谷渾論的演繹不成。
5)陳慶英對藏族經(jīng)典著作的錯誤翻譯。
陳慶英先生是我在大學的隔年校友。一個內地漢族學生由學物理轉而藏學,一生勤奮,多有著述,令人欽佩。然而在翻譯藏族歷史名著《西藏通史》、《漢藏史集》、《紅史》三書時,多處有嚴重錯譯的問題。特別不應該的是,故意將其導師東嘎教授的《紅史》校注本中的重要內容刪除不載,亦末作任何說明。這些已在前面列述。他的嚴重錯譯,可能導致了在藏學翻譯領域源頭上錯誤,并使不懂藏文的各族讀者、學者準確了解藏文原著,進行有益交流方面,造成不良后果。在這次的專家論證會上,身為資深研究員,緊隨周偉洲之論,仍不堅持原則,說什么:“印章上的阿夏王應該是后來特別是吐谷渾滅國后歸附吐蕃的蕃屬吐谷渾小王?！北畴x事實,更不應該。
6)霍巍的學術觀
作為 專家組組長的霍巍研究員在會議結束時總結道:“印章解決了多年來訴訟未決的大問題,印證了吐蕃占領吐谷渾的史實,在青藏高原考古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為該地區(qū)吐蕃吐谷渾之爭畫上圓滿句號?！被粑〕Ｈノ鞑剡M行考古調查,我購置并讀過他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2021年5月26日,在青海民族大學舉辦的第三屆青藏高原生態(tài)文明建設論壇上霍巍等四位專家發(fā)表了講演?；粑∷v內容是吐蕃文化,在談到印章問題時一掠而過,但大屏幕上的背景畫面所謂“阿柴印章”顯示得非常清楚。我們應邀參加這次論壇的幾位朋友看到這種情形很不以為然,當即寫紙條讓服務員遞給正在講演的他。內容是:“霍巍先生: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印章上明明寫的是‘阿夏王’現(xiàn)在怎么變成了吐谷渾‘阿柴王’。歷史上阿夏和吐谷渾是兩個不同的部族,史書上記載得非常清楚?！彼戳丝醇垪l就裝進了口袋。論壇結束時,只簡單地回答了民大兩個學生的提問,對我們的紙條質疑只字不提。是不愿、不便,還是什么?
這次異地連線的專家論壇會專家,定是提前溝通并邀請的,多為有備而來的清一色的吐谷渾論者,包括涉世不深、學術能力單薄的霍巍的學生們。甘青川、北京、西藏、成都等地有很多有名的藏區(qū)考古學家,也有不少資深的古藏文專家學者,他們中有幾個被邀來參加研討?個別的不得不請來參加,如青海的許新國先生“是熱水墓群的發(fā)現(xiàn)者,并長期在此工作”(78)。在論壇發(fā)言時許新國先生說:“都蘭吐蕃墓葬多有一座大墓附近有多座中小型墓葬的實際情況,應考慮‘家族葬制’的可能。關于吐蕃統(tǒng)治下的吐谷渾王的問題,不能簡單地與文獻掛鉤,印章上的名稱,不能與M1大墓相比,文獻中的‘王’名甚多甚雜。青?？脊潘l(fā)掘的M6中的木簡紀錄中即有‘王妃’、‘王后’之名”(79)。論壇的組織者對許新國的發(fā)言就根本沒有認識其合理性和重要性,當然更談不上采納。難道這就是對“熱水墓群的發(fā)現(xiàn)者,并長期在此工作”者應有的尊重和重視嗎?正因為這是一言堂,定會將不同的觀點拒之門外。這樣的論壇,其學術上的廣泛性、嚴肅性、代表性在哪里?本是一個嚴肅的學術研討會,卻在這樣的小范圍內召開,且只談一家之言,豈非咄咄怪事!
上面,我不只是介紹他們的情況,主要的還是認為他們中有些人的學術思想、翻譯原則有問題。簡而言之,堅持原文直譯,堅持學術求實,善聽不同意見,不一定是方法問題,而首先是事涉做人的道德問題。
這次異地連線的專家論壇會上,發(fā)言的多數(shù)專家中有些人連藏文字母的“噶卡”都不懂,卻把印章上的阿夏王明目張膽地改稱為阿柴王。對如此行徑,還大加鼓吹,完全背離了考古人的最起碼的職業(yè)道德,真可謂是考古界的一大悲哀!
5. 綜上所述,我的結語和建議是:
1)2012年10月的第一次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的勝利召開,為解決都蘭吐蕃墓葬的族屬問題,青海藏族研究會做了大量的工作,會后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遏制了吐谷渾論者在墓葬族屬和文化屬性上泛濫成災的錯誤宣傳以及社會影響,初步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然而,這次又因一枚小小印章的發(fā)現(xiàn),再次提出族屬問題。想必通過上述歷史文獻所揭示的事實,應該廓清阿夏與吐谷渾、印章與族屬問題和墓主人了。
2)在藏學研究上應樹立正確的歷史觀、道德觀,實事求是、原原本本;可以大膽設想,但必須仔細求證;應廣泛征求意見,集思廣益,包括聽取反面見解,不要在人為設定的小圈子里做學術研討,這種研討,目的往往不純。
3)建議翻譯工作者準確翻譯藏族古典文獻,糾正以往錯譯,為不懂藏文的專家學者提供可信的資料。準確翻譯與學術爭論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準確的翻譯,是進行研究和學術爭論的基礎,錯誤的翻譯,會使研究和爭論陷入無謂的混亂,造成不良后果。
4)重視、研究《白史》?！栋资贰肥歉D群培的精心之作,我們對它還談不上深入研究,對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似懂非懂,有一種不可置否的態(tài)度。甚至表現(xiàn)出表面上的推崇,實際上的輕視。應以《白史》劃分的年代和史實為基礎,從各方面析出混入阿夏歷史中的吐谷渾成分,確立吐蕃史中的阿夏歷史地位。廣集眾人之長,糾正一家之偏;細心考證,正本清源,還原被錯解、錯譯了的阿夏和吐谷渾歷史,以顯示吐蕃和吐谷渾前期各自的本來面貌。歷史是經(jīng)過古人前赴后繼、百折不撓、千辛萬苦創(chuàng)造的,不該是按后來人依照各自的訴求塑造的,更不應該隨意編造。
6)重視、研究《土族(蒙古爾)源流考》。
《土族(蒙古爾)源流考》是李克郁先生的傾心之作,十年磨一劍,成果得來不易。希望各族專家學者包括土族的專家學者給予充分的重視,克服浮躁,坐下來認真學習和研究,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對待土族族源上的吐谷渾說,不要只聽信周偉洲一家之言。如李克郁先生所真心期盼的,共同寫好一部準確反映土族歷史的新的土族史。我相信這是遲早的事情。
注釋和說明:
① 《2018血渭一號墓專家論證會》:“外甥阿柴王之印’血渭一號墓墓主人身份和族屬確定!專家論證:青藏高原劃時代的重要發(fā)現(xiàn)”(2021年2月3日文博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熱水聯(lián)合考古隊。
② 《吐谷渾資料輯錄》周偉洲編著,完成于1981年,1991年1月作為青海少數(shù)民族古籍叢書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沒有提到過吐谷渾與土族的關系問題。后附《吐谷渾資料輯錄·吐谷渾(阿柴)紀年殘卷的研究》(436—455頁)。
《吐谷渾傳》周偉洲編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③ 《青海都蘭暨柴達木盆地東南沿墓葬主民族系屬研究》,周偉洲著,2013年5月,《史學集刊》刊登,《中國土族》(2014·春季號)轉載了此文。
④ 《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千年炳耀吐蕃墓,莫論有墳吐谷渾——評周偉洲、仝濤兩篇文章及其他》雨佳 華桑扎西,(340—360頁),在此為345頁。
《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關于吐蕃、吐谷渾若干問題之我見》雨佳(13—25頁)。
⑤ 《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青海藏族研究會編,2017年4月,文物出版社出版)(1—426頁)。齊東方發(fā)言在345頁,摘自《都蘭吐蕃墓》166頁。墓葬分布的具體情況在350—351頁。
⑥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頁。
⑦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頁。
⑧ 同(4)“千年炳耀吐蕃墓”348—349頁。
⑨ 《肅南大長嶺吐蕃文物出土記》施愛民著,中圖法分類號:k872,文章編號:1005—3115(1999)01-0066-02。
⑩ 《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墓葬分布的具體情況見350--351頁。
? 《都蘭吐蕃文化全國學術論壇論文集·論阿夏系吐谷渾乎?——藏文化語境下的阿夏與吐谷渾之族源考釋》,322—339頁,西南民族大學副教授夏吾李加著。
? 《藏族文化發(fā)展史》丹珠昂奔著(423—424頁)
? 《白史》(??????????????)根敦群培(1903—1951)著?！栋资贰肥且徊坎刈鍤v史名著,根敦群培擺脫傳統(tǒng)和世俗的影響,以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和確鑿無疑、無可辯駁的事實,考證、論證和糾正了許多藏族史書上沒有記載甚至記載錯誤的史實,補充了新的史料?！栋资贰泛退钠渌魅纭吨杏^精要》、《性學》等為藏族史學、宗教學、人類學、美學、性學等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其學術成果常被引用和借鑒。西藏通史》在有關章節(jié),比較詳細地介紹根敦群培為撰寫這部《白史》過程以及這樣做的好處,還和弟子霍康到赤德松贊時期興建的噶迥多吉因寺遺跡考察。這里完整地保留有贊普盟文的石碑,他們抄錄了碑文。根敦群培說:“依據(jù)噶迥(多吉因寺)的碑文,可以糾正以前王統(tǒng)歷史中的一些錯誤?！薄栋资贰酚蟹ㄗ鸱◣熀透稁熤?、蒲文成等多種譯本,法尊法師以原文直譯,且有注釋。其他人均將阿夏譯為吐谷渾。本文所引內容均依法尊法師1954年譯文。1981年10月西北民院內部印刷。中國藏學出版社依法尊法師1954年譯文,從2012年至2019年曾6次印刷,頁碼與西北民院版基本差不多。此處,阿夏為俄羅斯之說在47頁。
? 同(13)從47—72頁提到祿東贊住阿夏多次。《吐谷渾傳》“吐谷渾遷徙年表”348頁。
? 同(4),論文集“千年炳耀吐蕃墓”348頁。
? 同(11),“阿夏系吐谷渾乎”328頁?！都t史》“吐谷渾是黃霍爾”?！顿t者喜宴》亦認為吐谷渾是霍賽爾:“??????????????????”藏文下冊1172頁。
? 同(13),獻金象在《白史》74頁。
? 《東噶藏學大辭典》(???????????????????????)東噶·洛桑赤列(1927—1997)著,2002年4月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東嘎·洛桑赤列是現(xiàn)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學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西藏林芝人。阿夏地域在1858頁。
? 同(4),論文集“若干問題之我見》”15—16頁。
? 《相逢在青藏高原——敦煌古藏文“松贊干布本紀”殘卷人物與葬地之一》林梅村著。林梅村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資深研究員。原文刊登于《敦煌研究》2020年第六期,社科院考古所中國考古網(wǎng)2021年1月21日)。亦同(2)之《吐谷渾傳》。
21 《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二冊)范文瀾著,644頁。
22 同(4),論文集“若干問題之我見》”24頁。
23 同(18),《東噶藏學大辭典》“三軍戍邊”1289頁。
24 同(13),法尊法師譯《白史》。
25 《西藏王臣記》(??????????????????????????????????????????????)第五世達賴喇嘛昂旺·洛桑嘉錯(1617—1682),著于癸未年(明崇禎16年,公元1643年),1962年郭和卿以原文翻譯,1983年民族出版社出版,有英、法、日、俄、德等外文譯本。第五世達賴喇嘛執(zhí)政時期,制定各項儀軌、制度,奠定了格魯派發(fā)展基礎。他維修布達拉宮,和四世班禪迎請固始汗進藏維護西藏穩(wěn)定,受到清順治皇帝恩寵和封賜。晚年著書立說,有《西藏王臣記》和三世、四世達賴喇嘛傳等著作三十余卷。
26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王堯、陳踐譯注,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譯注者的前言),有藏文影印多頁。(藏文在10—13頁,漢文93—95頁)。
《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王堯著,著于1976年,1979年由青海民族學院印,書前有著者序言。
27 《白史》1964中央民族學院付師仲譯著,內部油印本。
28 《賢者喜宴》(??????????????????????????或???????????????????????????????????)巴窩·祖拉成瓦于1564年著。藏文為上下冊,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4年11月第一版,2018年10月第二次印刷。上冊1—668頁,下冊669—1280頁?！顿t者喜宴·吐蕃史》漢文由黃顥、周潤年譯注(青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第二次印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出版發(fā)行。關于請阿夏醫(yī)生、三軍戍邊在藏漢文中完全相反。藏文為“??????????????????????????????????????????????”(“從阿夏地請醫(yī)生來開眼”)(上冊139頁),漢文卻是“你從吐谷渾地召請醫(yī)生?！?26頁)。三軍戍邊的藏文是“???????????????????,....????????????????”(“三軍戍邊.....將吐谷渾打敗)(153—154頁),漢文卻是“突厥金眼王....故征服了突厥?！蓖撝羞€將戍邊三軍中的阿夏東德六部落“?????????????????????????”譯為“吐谷渾六東岱。”《東噶藏文大辭典》中的“戍邊三軍”完全與《賢者喜宴》一致。也把吐谷渾稱為“吐錄渾霍賽爾”(?????????????????????),(藏文下冊1172頁)。
29 《紅史》(??????????????)是蔡巴·貢噶多吉著,成書于1346年,向無刻本,以抄本傳世。全書共分四大章:一、印度古代王統(tǒng)及釋迦世系;二、漢地歷代王統(tǒng);三、蒙古王統(tǒng);四、吐蕃王朝至薩迦派掌權的藏族史、教派史。書中引用漢文史料較多,漢藏關系記敘尤詳。北京民族出版社有鉛印本。漢文由陳慶英翻譯。
30 《漢藏史集》(?????????????????????或?????????????????????????????????????????????????????????)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梵名釋利布特跋陀羅)著,又名《賢者喜樂瞻部洲明鑒》,此書寫于公元1434年即在漢地的明朱瞻基宣德9年。藏文版2020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東嘎·洛桑赤列在1983年5月的簡介中說:“《漢藏史集》對于藏族歷史研究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資料,在國內屬于珍奇史料之一。該書的作者達倉宗巴·班覺桑布,其事跡迄今不見史書記載?！?1—390頁)?！稘h藏史集》漢文版,陳慶英譯,1986年12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406頁)(藏文版為達日年賽治療眼疾的是阿夏“???”醫(yī)生在88頁。吞彌桑布扎與老太婆的對話時說到他要到阿夏“???”去。在90—91頁)
31 《西藏通史》(???????????????????????????????????????)藏文版上中下三冊,恰白·次旦平措等編纂,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2020年8月第三次印刷。《西藏通史》漢文由程慶英等翻譯,上下兩冊,1996年1月第一版,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
32 同(11),“癥結所在”325頁。
33 同(11),“不力深入交流”331頁。
34 《藏漢大辭典》(????????????????????????)張怡遜編著。張怡遜是我國著名的藏學家、語言學家,四川省蓬安縣金溪鄉(xiāng)人。192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國文系,曾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在清華大學他結識了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在其鼓勵下,決心編纂一部藏漢詞典,促進藏漢文化交流。1978年鄧小平批示支持他的愿望和要求。作為《藏漢大辭典》的主編與始發(fā)軔者,張怡遜為大辭典的編纂殫精竭慮,鍥而不舍堅持了幾十年。為編纂出版這部《藏漢大辭典》做出貢獻的還有高丙辰、祝維瀚、土登尼瑪?shù)?。《藏漢大辭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7月為第一版)。(摘錄自2007年2月16日《中國民族報》)
35 同(13)、(31)“根頓群培抄碑文”。
36 《舊唐書·卷196上·列傳146 上·吐蕃上》,(3557—3561頁)(714年坌達延遲松、大論乞力徐、尚·贊咄熱(論悉臘)。
37 《新唐書·卷216上·列傳141上·吐蕃上》4623—4624頁記載762年仲琮入唐;4628頁記載714年尚·贊咄熱名悉臘逆公主金城事;4630頁記載悉臘略通華文事;坌達延、乞力徐出現(xiàn)多次。
38 《冊府元龜》北宋(1004—1013年)由王欽若、楊億等編纂而成,達一千卷之多,是北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四大書之一,是純屬政治方面的典籍,起著治國指針之作用。乞力徐、達延遲松在11359頁,《資治通鑒》介紹見(47),1428頁提到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二年(714年)時坌達延遲松和乞力徐侵擊唐界二次。1454頁玄宗開元25年(737年)唐將毀白狗盟,乞力徐兵敗。
39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中尚·贊咄熱(拉金)出現(xiàn)在701—721年,9次;周偉洲《吐谷渾資料輯錄》中的《吐谷渾(阿柴)紀年》殘卷396頁以及“殘卷研究”的441頁也提到710年的“尚贊咄熱(拉金)”。
40 同(2)《吐谷渾傳》“從王堯說”101頁。
41 百度:吐谷渾姓氏。
42 同(11)論文集“吐蕃女嫁阿夏”324—325頁。
43 同(25)《西藏王臣記》阿夏妃嫁貢松貢贊42頁。
44 同(31)《西藏通史》藏文上冊210頁。
45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之藏文10—13頁。
46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全書上起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95年)。記載了戰(zhàn)國至五代1300多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文中1428頁提到唐玄宗李隆基開元二年(714年)時坌達延遲松和乞力徐侵擊唐界二次。1454頁玄宗開元25年(737年)唐將毀白狗盟,乞力徐兵敗。
47 《新唐書·卷216上·列傳141上·吐蕃上》4623—4624頁。
48 同(38),《冊府元龜》11150頁咸亨三年(672年)唐帝高宗李治見仲琮。
49 同(46)《資治通鑒》1357頁咸亨三年(672年)唐高宗李治見仲琮。
50 《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注釋”之16條128頁。
51 同(20),林梅村:“相逢在青藏高原”
52 同(2),周偉洲:“殘卷研究”449頁。
53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之藏文10—12頁,漢文93—95頁。
54 同(2),周偉洲:“殘卷研究”436—455頁。
55 《略論阿夏(???)族源》華多太著,《中國藏學》2021年第四期。
56 同(11),夏吾李加:“論阿夏系吐谷渾乎?”331頁。
57 同(2),《吐谷渾傳》187頁。
58 同(2),《吐谷渾傳》186頁。
59 《土族(蒙古爾)源流考》李克郁(已故)著,土族,互助土族自治縣東山鄉(xiāng)人,原青海民族學院(現(xiàn)民族大學)教授,成書于1990年9月,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95頁。
60 同(2),《吐谷渾傳》“第八章吐谷渾與今天土族的關系”203—212頁。
61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后記之194頁。
62 同(2),《吐谷渾傳》“第八章吐谷渾與今天土族的關系”
63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蒙古爾民族之形成”151--192頁.
64 同(2),《吐谷渾傳》“吐谷渾大事年表”213—244頁。
65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蒙古爾為吐谷渾說的質疑”13--14頁。
66 《青海民族志》土族“民族源流”263—268頁。
67 同(2),《吐谷渾傳》“第八章吐谷渾與今天土族的關系”208頁。
68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前言”3頁。
69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注釋(18)”186頁。
70 同(60),《土族(蒙古爾)源流考》“前言”4頁。
71 同(1),專家論壇會。
72 《西藏考古·考古匯·吐蕃印章初探》原創(chuàng)為四川大學歷史系李帥,登載于《文物》2018年)。
73 同(13),《白史》“兩封信”16—19頁。
74 同(2),《吐谷渾傳》“吐谷渾大事年表”215頁。
75 同(26)《敦煌古藏文文獻探索集》藏文6頁為阿夏,漢文90頁為吐谷渾。
76 同(4),“論文集”對“吐谷渾本源文化”之駁,345頁。
77 同(4),“論文集”吐蕃墓葬列述350—351頁。
78 同(1),專家論壇會上的介紹。
79 同(1),專家論壇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