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國藏族歷史源遠流長，自七世紀松贊干布命人創(chuàng)建文字的1300多年來，藏族同胞用本民族文字寫下了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獻，為后人研究藏族歷史文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在現(xiàn)存中國各民族文字古籍文獻中，藏文文獻僅次于漢文而居第二位。而敦煌藏經(jīng)洞在二十世紀初被發(fā)現(xiàn)后，有關吐蕃早期文字和文化的問題更是引起了今人的廣泛關注，以敦煌古藏文文獻為資料來源的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更是受到學術(shù)界的高度重視。但可惜的是，大量的敦煌古藏文文獻流失海外，未能睹其真容，成為我國藏學研究者近百年來的切膚之痛。尋求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獻，同漢文文獻以及其他民族文獻結(jié)合起來進行研究，必將能比較深入地反映藏族歷史文化發(fā)生、發(fā)展的軌跡，藏族地區(qū)方方面面的社會狀況，及其與國內(nèi)各兄弟民族和周邊國家的交往聯(lián)系;同時對于開拓藏學研究的新的領域，重構(gòu)藏族本民族的歷史以及和其他民族的關系史，趕超國際藏學研究的學術(shù)水平等諸多重大方面，具有無可估量的重大意義。
吐蕃早期文化與文字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員之一，西藏歷史和文化也是中華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也就自然地表現(xiàn)出多元化和不平衡性。
早在遠古時期，西藏先民就制做了大量的細石器工具用于生產(chǎn)勞作，創(chuàng)造了燦爛文明。但是西藏文字的產(chǎn)生，卻是在公元七世紀。藏族的民族英雄和偉大政治家、軍事家松贊干布在七世紀統(tǒng)一了西藏，并同唐朝建立起密切的關系。特別是以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聯(lián)姻為代表的唐蕃和親政策,對于加強藏漢民族的聯(lián)系,促進西藏經(jīng)濟文化的發(fā)展,都有深遠的影響。
據(jù)幾部重要藏文史籍記載：藏族原無文字，松贊干布(?～650)派遣屯米桑布扎赴天竺學習梵文和佛法。他學成之后返回吐蕃，遵照法王旨意，據(jù)梵文創(chuàng)立了藏文。屯米桑布扎從梵文的34個輔音字母中，剔除藏語語音中沒有的11個，又據(jù)藏語語音發(fā)音的實際情況增補了7個，制定了30個輔音字母。又從梵文的16個元音字母中，挑出4個與藏語相符的，制定了4個元音符號。他根據(jù)梵文蘭查字母創(chuàng)制了藏文正楷，又根據(jù)烏爾都字母創(chuàng)制了草書。并用藏文寫下了8種文法書，翻譯了《寶云經(jīng)》等20余部梵文佛教經(jīng)典。
藏文從創(chuàng)制到15世紀初葉的800多年間，根據(jù)史籍記載，有三次重大修訂工作。第一次厘定，是在藏王赤松德贊執(zhí)政以后，為了改進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譯師厘定藏文，統(tǒng)一佛學名詞等。第二次厘定，是在第四十代藏王赤祖德贊執(zhí)政時期(815-836)。譯師們主要是統(tǒng)一佛經(jīng)譯語和簡化正字法，以適應語音變化、文字規(guī)范和使佛經(jīng)通俗易懂的要求。當時還編寫了《語合二卷》和《大、小翻譯名義集》等語法修辭和字典一類的工具書?！兜ぶ闋枴冯s部的《語合二卷》里收錄了這次厘定譯語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譯語的詞目。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贊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強制推行，取得較大成效?，F(xiàn)行藏文基本上與這次規(guī)范后的藏文相同，這次文字厘定也成為鑒別古今藏文的重要標志。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分裂后，末代藏王朗達瑪之子奧松的時代在阿里地區(qū)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奧執(zhí)政時期，命大譯師仁青桑布(958～1055)對藏文進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經(jīng)過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為準確。
我國敦煌藏經(jīng)洞出土的吐蕃歷史文獻，產(chǎn)生于8～9世紀，幾乎和藏文的創(chuàng)建同時開始，直到9世紀吐蕃勢力退出敦煌為止。這批資料無疑是西藏最早的文字記錄，記載了西藏從有文字以來的早期歷史即吐蕃歷史。敦煌古藏文文獻研究，對于全面了解西藏歷史，詮釋藏族文化，認知藏漢文化的雙向交流，無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另外，敦煌藏經(jīng)洞文獻中還保存有一些吐蕃統(tǒng)治結(jié)束后歸義軍時期的古藏文文獻對研究9-11世紀河隴西域的歷史、文化也有重要價值。這批文獻總量將近10000件。英國的斯坦因和法國的伯希和先后在1906年、1908年從敦煌藏經(jīng)洞劫掠的文獻，分別庋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
由于大量文獻流失海外，尤其以我國敦煌藏經(jīng)洞文獻的流失最為可惜，國內(nèi)古藏文研究和敦煌文獻研究一直難以與國際學術(shù)界比肩。敦煌藏經(jīng)洞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獻，主要集中在英國、法國;其研究成果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法國、英國、匈牙利和日本等國。80年代以后，中國的藏學研究伴隨敦煌古藏文資料的公布受到重視，有了較大的發(fā)展。據(jù)報道，在國外，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二十多個國家，有三千多人在研究藏學，藏學研究機構(gòu)紛紛建立，據(jù)統(tǒng)計僅美國就有十多個藏學研究機構(gòu)，藏學刊物分布世界各地，大批研究成果呈現(xiàn)于世，其中不乏水平較高的經(jīng)典之作。
敦煌古藏文寫本與國際藏學研究現(xiàn)狀
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和印度事務部收藏的古藏文寫本中，包括有霍恩雷收集品和斯坦因三次中亞考察所獲文獻資料中與印度有關的梵文、于闐文、藏文、吐火羅文等文種的寫本。據(jù)不完全的統(tǒng)計，有梵文寫本數(shù)千號，藏文卷子約3500號。但由于印度事務部所藏主要是梵文、藏文、于闐文、吐火羅文等非漢文材料，因此，往往被只重視漢文材料的國內(nèi)學人所忽略。這些材料的縮微膠卷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由木夏 一雄購回日本，在日本東洋文庫、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單位以影印成書本的形式供研究者使用，而今天國內(nèi)大多數(shù)學者仍然沒有見過這批寶貴資料，榮新江等敦煌學專家疾呼誠望國內(nèi)有關機構(gòu)能早日設法獲得印度事務部所藏各種寫本的縮微膠卷和照片。
英國收藏的古藏文文獻，主要出自敦煌藏經(jīng)洞和新疆米蘭、麻扎塔格三處，是最具研究價值的藏品之一。早在1914年，斯坦因就邀請比利時佛學家瓦雷 普散(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為敦煌藏文寫卷編目。普散生前編好了765號藏文佛典的目錄，但遲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目錄》才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編者將這批寫本分作十類：一、律;二、經(jīng)及注疏(可考證梵文名稱者);三、經(jīng)(譯自漢文或可考證藏文名稱者);四、經(jīng)及注疏(未比定者);五、怛特羅文獻(可查考梵文名稱者);六、怛特羅文獻(比定而無梵文名稱者);七、怛特羅文獻(未比定者);八、論(可考證名稱者);九、論(未比定者);十、藏人著述。
托瑪斯(W.Thomas)在1906年～1927年間先后任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館員、館長，從1927年開始連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上發(fā)表古藏文文書研究的長篇文章。到1963年共出版了四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書和400余支古藏文木簡。托瑪斯和法國巴考、杜散合作，編纂了《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和翟理斯合編《藏漢語句》，以及其他古文字、象雄語的研究等。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古藏文文獻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和出版價值，主要是伯希和從敦煌藏經(jīng)洞獲取的大量文獻，包括漢文文獻4000多件，藏文文獻4000多件，還有其他粟特、龜茲、回鶻、西夏文文獻等。文獻來源一部分是來自藏經(jīng)洞，即8～10世紀寫本;另部分來自敦煌北區(qū)石窟，約為11～13世紀寫本。其中出于藏經(jīng)洞的材料，大多屬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達瑪滅佛毀佛(公元838～842年，其影響持續(xù)100年，直到十世紀才進入后弘期)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興廢繼絕的重要文獻。也是我們研究西藏文明史、漢藏關系及吐蕃統(tǒng)治時期各個方面的重要文獻。
法國漢學界是海外敦煌學的一個重鎮(zhèn)，既有伯希和所獲取的豐富藏品，又有雄厚的研究傳統(tǒng)，從沙畹以來的漢學大師，如伯希和、馬伯樂、戴密微、謝和耐，以及藏學、中亞學的頂尖人物，都對敦煌學有或多或少的貢獻。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法國科研中心敦煌學研究組的成員，發(fā)揮集體的優(yōu)勢，陸續(xù)編輯出版了《法國國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和五本敦煌學論文集。1998年，以利用敦煌材料研究“書籍考古學”著稱的戴仁(J.-P.Drege)教授就任法國遠東學院(EFEO)院長后，更加大力推動法國敦煌學研究的發(fā)展。他一方面邀請有成就的美國、日本、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者到巴黎講學，一方面編輯出版敦煌學專題研究文集。
法國拉露小姐(1890～1967)，曾研究過藏文佛經(jīng)及《〈甘珠爾〉目錄》等。后任巴黎大學教授。其藏學方面的論著主要有：《古典藏語初階》、《論佛教巫術(shù)》、《論藏文再后加字》、《吐蕃文書中的羅摩衍那故事》、《敦煌文書》、《高地亞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之路》、《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的吐蕃文書》、《吐蕃王室殯葬中的苯教儀軌》、《八世紀吐蕃官員請求復職表》、《古代吐蕃疆域表》、《七至九世紀的漢藏關系》。她終生未婚，以畢生精力對伯希和運到法國收藏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的敦煌藏文寫卷進行整理編目。共編成三大冊，第一冊(1～849號)(是選編而不是連續(xù)編號，以下二冊同)，1939年出版;第二冊(850～1282號)，1950年出版;第三冊(1283～2216號)，1961年出版。這部目錄為各國學者研究敦煌藏文寫卷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一直受到學術(shù)界的高度評價。
漢學大師戴密微《吐蕃僧諍記》根據(jù)P.4646號王錫撰《頓悟大乘正理決》為主要材料，參考了敦煌藏文文獻，還原了792～794年漢地僧人和西藏僧人關于禪宗理論的一場論戰(zhàn)，最后失敗一方退出藏地的重要史實。
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日本對西藏歷史的研究迅速發(fā)展。1954年日本學者木夏一雄、1961年山口瑞鳳繼續(xù)完成英國印度事務部藏卷普散765號以后的編目工作，木夏 一雄考證了藏文寫本背面的漢文寫本136件。山口瑞鳳組織聘請藏人參加編目工作，到1970年，在東洋文庫編出《斯坦因搜集的藏語文獻解題目錄》達2500多號。1926年，中亞史專家羽田亨和伯希和合作出版了《慧超往五天竺傳》和《如來像法滅盡記》。前者是盛唐時期對中亞、印度、西藏的目擊記錄，后者使人了解了其中的一部分與《丹珠爾》的《和闐史》相符。佐藤長根據(jù)編年史首先澄清了金城公主嫁給吐蕃王那段時期獨特的漢藏關系，而后利用達扎路恭碑考證了763年吐蕃進犯唐都長安的情況。并且依據(jù)藏漢文獻確認了松贊干布首席大臣噶 東贊及其家族成員的活動情況;導致建中年間與唐朝和盟的各種事件;長慶年間唐蕃和盟情況等，使得西藏古代史的傳記成分首次得到澄清。山口瑞鳳撰寫了兩篇關于達瑪?shù)恼撐?，認定達瑪是被他的首席大臣杰托萊達那所殺;他對唐蕃會盟碑“舅甥”的含義、文成公主入藏聯(lián)姻和松贊干布在位的年代進行了研究。他的巨著《吐蕃王國成立史》(1983年)分三個部分，闡述了與吐蕃前期歷史有關的各種問題;雅礱王朝到吐蕃王朝的發(fā)展過程;吐蕃王朝的外交關系及國家機構(gòu)。特別是第三部分，涉及諸如立法制度及軍事組織的內(nèi)容，他對吐蕃早期的研究達到相當?shù)纳疃取Ｉ娇谌瘌P對藏學研究無可比擬的貢獻之一是他對藏文歷史文獻中年代計算方法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還有大量的有關佛教、藏文字母表及藏文文法的研究。近年，日本上山大峻根據(jù)敦煌漢文藏文寫本撰寫了經(jīng)典著作《法成傳》，重構(gòu)了吐蕃時期敦煌漢藏文化和佛教傳譯交流的重大課題，重現(xiàn)了從陳寅恪開始研究的道真、曇曠、法成對于吐蕃時期敦煌佛教的關鍵作用。這些都是利用了敦煌漢文、藏文寫卷的重大研究成果。
匈牙利烏瑞教授對一批敦煌吐蕃文書進行了解讀研究，探討了吐谷渾王國的歷史和吐蕃的軍政部落等制度。匈牙利蓋佐教授在研究西藏佛經(jīng)譯經(jīng)者的歷史時，把每一位譯者的姓名、生平事跡輸入電子計算機，以便檢索。羅納-塔斯教授目前正在進行一項旨在恢復古代藏語語音的研究，他認為語言本身就是歷史的原材料?；謴凸挪卣Z語音研究，主要依靠以下幾個方面的材料：一是本民族寫的藏文文獻史料，找出書面語與口語的關系，即異同。二是外族人寫的語言材料，如漢語、于闐語、突厥語、阿拉伯語記述的有關藏族的文獻。三是藏文記載外族的語音材料，如藏文記述的有關漢人、突厥人、波斯人的文獻。四是藏文中的外來詞。這方面可以利用唐蕃會盟碑，對照藏漢語言的發(fā)音來研究藏語古音的恢復問題。他的研究主要利用的也是敦煌古藏文文獻。
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的整理出版開啟我國吐蕃早期文化研究新篇章
我國藏學研究的先驅(qū)于道泉先生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負笈巴黎就學時就注意到這些文獻的重要價值，且受當時北平圖書館的委托，謀求對這些文獻進行復制、攝影，以期攜歸國內(nèi)供國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單位的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實現(xiàn)，以至國內(nèi)學人長期無緣從事研究，只能望洋興嘆。1961年，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就建議當時的中國科學院，把英國國家圖書館印度事務部所藏敦煌藏文寫本膠片也收購進來，但限于當時的條件，陳先生的建議未能實行。
我國學者對敦煌藏文文獻的價值雖早有認識，對其研究也醞釀已久。王堯、陳踐先生合力開展研究，切入點就是法國學者巴考等著《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1940年版)和法國科學院與巴黎國立圖書館合作影印的兩巨冊《法藏敦煌藏文寫卷選刊》(1978、1980年版)。《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共存三件，編號分別為
P.T.1289、S.T.750、Or.8212-187，用編年的形式記錄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會盟、狩獵、征戰(zhàn)、稅收等，是研究吐蕃歷史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王堯、陳踐將其譯為漢文發(fā)表。
近年，由王堯主編，陳踐、褚俊杰、王維強、熊文彬參編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解題目錄》(民族出版社，1999年)也得以問世，公布了全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的目錄，計有編號4450個，含3375個卷號。這是研究古代藏族文獻很有價值的參考書。
除藏文外，敦煌還出土有一大批與吐蕃密切相關的漢文文獻，他們與藏文文獻一樣，對于吐蕃史和漢—吐蕃關系史來說，無論就歷史、地理，還是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甚或宗教、民族學，都是第一手重要的資料。于道泉、王重民、向達諸先生都曾對此花過心力，在海外訪問、研究期間，孜孜不倦搜集、抄錄，作過報導?？上纬晌淖帧⒐T于世的文獻卻為數(shù)不多。對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其實也是最近二十年間發(fā)展起來的。其中尤以對巴黎國立圖書館藏P.2555號《敦煌唐人詩集殘卷》的研究成果最豐。
英藏、法藏藏文文書，長期以來，一直是研究8～10世紀中原和吐蕃歷史的重要的資料，可惜國內(nèi)目前僅僅有王堯等編纂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目錄，英藏敦煌藏文文獻還沒有完整的目錄;學者們一般無緣對具體文獻進行直接研究。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購買了法國的縮微膠卷，但是當時制作時就已缺失很多，其他單位更難看到。即使國外的研究也主要依靠了縮微膠卷，尚沒有完整的紙面出版物問世，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西方著重于文字學、語義學的傳統(tǒng)來說，民族古文字資料研究一直是熱點。將全部英藏、法藏藏文文獻研究、整理、出版，更是我國幾代藏學專家夢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從2004年開始，西北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開始聯(lián)絡英國、法國國家圖書館，準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獻。在2005年初得到兩國圖書館的響應，并且在國際敦煌項目IDP第六次會議(北京)期間，和兩國圖書館負責人商談，取得了實質(zhì)性的進展，分別簽署了合作編纂出版的意向書即實施細則。
2005年4月26日，西北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央民族干部學院召開“海外民族文獻研究出版會議暨簽約儀式”，邀請在京的中國敦煌學家和藏學家、民族語文學家約30人，討論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和其他流失海外民族文獻的研究出版工作，共商敦煌藏文文獻編纂出版盛舉，共謀研究、編輯、出版大計，聽取各界專家的寶貴意見建議。得到了與會人員的高度評價和大力支持，并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簽定了合作編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獻》的協(xié)議。
通過與英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合作，我們可以第一次最大可能地利用敦煌古藏文資料，對西藏早期文字形成和文化活動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并在研究的同時，考證、比定、公布大量流失海外的古藏文文獻，必將引起國際藏學界、敦煌學界、漢學界的密切關注。
藏民族具有豐厚優(yōu)秀的文化傳統(tǒng)，在唐代創(chuàng)制文字之后，吐蕃王朝留下了無數(shù)的寫本文獻和大藏經(jīng)，是我國文化建樹最多、成就最大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研究藏民族吐蕃時期文字記載的史料，可以充分論證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西藏和內(nèi)地在政治、文化、經(jīng)濟等多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學習，是藏漢民族關系的主旋律。藏漢和親、甥舅之誼，藏漢兩族的共生共榮、唇齒相依，形成了血肉相聯(lián)的關系?，F(xiàn)在我們欣逢盛世，國家昌盛，民族團結(jié)，使得過去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都有了可能;同時，我們西北民族大學海外民族文獻研究所英法藏古藏文文獻項目組又適逢百年一遇的最好的機會，獲得了整理研究敦煌藏經(jīng)洞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獻獨占性資料的使用權(quán)和專有出版權(quán)，可以首次充分、自由地利用8000多件原始文獻進行研究，具備了幾代學人夢寐以求、求索不得的最好的外部環(huán)境;以西北民族大學50年藏語言文字文化教學研究經(jīng)歷、培養(yǎng)造就了一大批老中青藏學人才，匯集了當前中國著名的藏學專家王堯、陳踐、多識、華侃等眾多人才，并獲得學校領導和專家的鼎力幫助，取得了中國敦煌學界、藏學界等知識界的廣泛支持，具備了最好的內(nèi)部條件。這將使我們的研究出現(xiàn)精彩紛呈的前景。
隨著1900年敦煌文獻的發(fā)現(xiàn)、1914年黑水城文獻的發(fā)現(xiàn)，出土文獻的多樣性已經(jīng)極大地超越了傳統(tǒng)文獻學和佛、道等專題文獻學確定的范疇。相對而言，傳統(tǒng)的目錄學從“七略”到“四部”，已經(jīng)十分成熟，對之已是少有建樹和開創(chuàng);敦煌、吐魯番和黑水城大宗新材料的目錄學、版本學的研究方興未艾。雖然敦煌、黑水城的文獻發(fā)現(xiàn)已有百年左右，但是由于國人長期不能看到資料，仍然是相對新穎的國際顯學。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一時代之學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shù)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shù)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敦煌劫馀錄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236頁。)
以敦煌藏經(jīng)洞傳世最為集中、最大數(shù)量、最具學術(shù)含量的法藏、英藏敦煌古藏文資料(8000件，8-10世紀)為典型材料，結(jié)合同時流失的漢文文獻和其他文種的文獻，以及金石碑刻、出土簡牘等，深入、全面研究自松贊干布創(chuàng)制吐蕃文字并記載吐蕃王國早期社會歷史文化生活的客觀狀態(tài)，將具有重大學術(shù)價值。
中國中古史上被埋藏近千年，出土后又流失于海外近百年的古代文獻遺存，將通過西北民族大學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合作，以整理出版形式重見天日，復還祖國，并進行敦煌古藏文文獻與文華的系統(tǒng)研究，這是何等重大的歷史使命。無論路途多么遙遠，千山萬水也隔不斷中華古籍的呼喚，千年的流沙黃土也掩不住這雪域殘篇。向達、于道泉、王重民、姜亮夫、寧可、王堯、耿世民等諸前輩自30年代始前赴后繼到大英博物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抄錄敦煌古卷。摩挲中華古籍，如與古人對語；然執(zhí)手相別有時，回歸舊里無期。現(xiàn)今我們能先期攝影整理出版，亦可慰藉敦煌學同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