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從不同時期、地域、印經(jīng)院藏文印本的版式風格為研究對象，試論較為常見的長條式藏文古籍印本版式行款，即界線、邊欄、明目、版心圖文行數(shù)等，總結(jié)不同區(qū)域、不同時期，藏文古籍印本的版式特點，以便鑒定研究。
關(guān)鍵詞：藏文古籍、古籍版式、行款?
本文摘自《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字古籍版本研究》，中國民族圖書館編，民族出版社，2018年7月。
作者：先 巴，中國民族圖書館 副研究館員
? ? 前 言
古籍版式指一定行款字數(shù)并飾以邊欄、界線、插圖等形象雕刻而形成的平面。印在紙上，則全然反映版面的形象，故每版印紙亦成為版面。藏文古籍印本的版面包括界線、邊欄、行款字數(shù)、版心、插圖等。
雕版印書之前，藏文長條式寫本基本形成已較為固定的版式，其對后來的雕版印書的版式深受影響。本文從藏文印本的版面風格討論其時代、地域、各印經(jīng)院刊本的特點，以便鑒定研究。但需要說明的是，一般藏文印本首卷葉與卷末葉和其余正文版面各具特點，風格不一，尤其首卷或卷末葉附有插圖佛像、花紋等，文字行款相比其余正文版式疏朗,雕刻精良，字體稍大。因此，下面主要從藏文古籍印本正文部分版面風格為切入點進行研究。各地藏文印本版式各具特色，裝幀新式常見以長條書籍為主，這些特點主要包括：界線（???????）、邊欄（???????）、明目（?????????）、版心圖文行數(shù)等內(nèi)容。
界線
界線起初指藏文寫本書頁左右所畫的豎線條，旨在正文左右整齊劃一。文字是構(gòu)成書籍的基本條件，文字不但承載著意識形態(tài)，也影響著書籍的版面行款和外部形狀。藏文屬拼音文字，根據(jù)字形的特點務必橫向書寫。隨著佛教文獻的傳入，藏文古籍形成較為固定的長條裝幀形式。吐蕃時代為了規(guī)范抄寫佛教經(jīng)典，頒布七重標號[i]，其中第六條是關(guān)于界線。為了每頁正文左右兩端對齊，兩邊畫一條豎線，有時為美觀畫雙豎線。敦煌或西藏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吐蕃時期的佛經(jīng)藏文長條均有類似的界線，而且成為佛經(jīng)長條寫本比較固定的版式。但是，敦煌的藏文卷軸寫本中畫有界線的文獻比較罕見[ii]。因此，界線是吐蕃時期抄寫佛教長條經(jīng)典時，為使每頁正文左右兩端對齊而畫的一條豎線，并在左端界線外豎寫藏文頁碼等。
直到元代，雕版印刷技術(shù)在藏文文獻中開始普遍使用，元版文獻版面沿用寫本長條的版式風格，左右兩端畫一條豎細線，然后左邊細線外豎寫藏文的頁碼、卷標字母等，成為元版藏文印本共同的特點。明永樂八年《甘珠爾》也具有這種版式風格。
?? 傳世文獻中藏族地區(qū)印本最早的是明代的產(chǎn)品，明代以拉薩為中心流行雕版印刷技術(shù)，留下很多當時的印本，版面中界線依然以寫本的特點清晰可見?；窘缇€特點左右界線，左邊界線外頁碼?！镀刑岬来蔚趶V論》[iii]《四續(xù)部總建立論》[iv]《瑜伽自在枳布師傳薄伽梵上樂輪之身灌頂儀軌》[v]《集量論》[vi]《善說教理之海》[vii]都是明代藏區(qū)印本的代表作，特點鮮明，一般左右界線或雙界線。雙界線外粗內(nèi)細者為常見，如《至尊慈氏彌勒菩薩傳經(jīng)藏摘集》[viii]《青史》[ix]。明末刊本開始出現(xiàn)上下邊線，和左右界線合為成匡，左豎線外是藏文頁碼，到了清初任能看見明代特點。如：《作怖金剛源流》[x]《申明積分論》[xi]等。
清代格魯派的大興把大小五明學科的學習推向了又一個高潮，同時推動了印刷事業(yè)。為滿足日益增長的書籍需求，十七世紀下半葉、十八世紀先后在甘丹彭措楞寺、布達拉宮、三大寺、納塘、德格、塔爾寺、拉卜楞寺等寺院開設(shè)組織龐大的印經(jīng)院。實施嚴格的?？贫群偷窨逃顒?，書籍版面設(shè)計考究，使印本版面較為標準化趨勢，大同小異，逐漸減少彼此之間的差異。這時的北京、藏族地區(qū)、蒙古地區(qū)[xii]除了德格、卓尼印本，大部分印本界線為大黑豎線兩端尖角45%內(nèi)斜，成梯形在版面兩端“……”對開。為美觀有時在界線內(nèi)側(cè)再畫一條細線，成為完整的界線，左邊界線外豎寫有藏文頁碼、題名、標簽等內(nèi)容（在明目中細述）。大黑界線有粗有細，如扎西楞布寺刻本《宗喀巴文集》《歷代班禪文集》等均為大黑界線為相對較窄，內(nèi)側(cè)再畫一條細線。這種界線特點幾乎所有印本都是一樣的，但個別印本界線以雙細線，粗細一致。其中德格印本為單細線，卓尼印本為雙細線，均與上下邊欄成為匡。例如，卓尼版《扎巴謝珠文集》[xiii]與《蓮花生傳》[xiv]。
德格印經(jīng)院位于四川省甘孜州德格縣更慶鎮(zhèn)更慶寺內(nèi)，始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清代重要藏文古籍雕刻印刷地之一，其印本?？醵鱾魃鯊V，版式特點鮮明。該印經(jīng)院主要刊有《甘珠爾》《丹珠爾》《薩迦五祖文集》《宗喀巴文集》《薩迦貢欽文集》《彌旁文集》《康欽法師寶戒文集》《恒特羅集》《成就法集》《道果釋義》《阿昧文集》《藍毗琉璃》《埃旺文集》《噶當師徒語錄》《隆欽文集》《阿毘達磨藏》《欽則晉美林文集》等[xv]。四川甘孜境內(nèi)還有八邦寺、江達瓦拉寺等著名寺院，這些寺院也設(shè)有印經(jīng)院。《德格縣志》記載“八邦寺藏有經(jīng)書32400部，木刻印版129845塊[xvi]。其中《知識匯編》印版是女土司降央伯姆授命德格印經(jīng)院為八邦寺雕刻的。”另有說法清末德格土司家族內(nèi)訌，第二十代土司多杰僧格（一說土司二夫人）把原藏于德格印經(jīng)院兩萬條木板出讓給八邦寺，這是德格印經(jīng)院歷史上唯一一次損失。因此，在四川甘孜地區(qū)以德格為中心開展藏文文獻雕刻、印刷活動，形成了比較統(tǒng)一的版面風格。江達瓦拉寺印本《格薩爾地獄大圓滿》[xvii]就是一個例子，其界線左右單豎線，其他特點也和德格印本如出一轍。
邊欄
邊欄指每版內(nèi)圍框圖文的四周邊線。邊線一般都印得比較粗黑，顯得框內(nèi)圖文安穩(wěn)。有人認為“邊欄”對于刻板和印刷者極為重要，在刻寫時如有超出“邊欄”的圖文，可能在修邊裝訂時切除，使書籍缺行、缺字[xviii]。這種邊欄固然有規(guī)范版面、整齊劃一的作用，但就雕版印刷來說，有沒有邊欄，都能做到版面整齊，行字周正。
? 藏文印本起初受寫本影響沒有四周邊欄，元代及明早起印本沒有四周邊欄為主，這種風格形成了這一時代的一個特點[xix]。大約明中后期開始出現(xiàn)了上下邊欄，與界線形成方框，把頁碼在外，沒有明目豎格是這個時期特點。明末清初，一段時間有無邊欄兩種風格同時流行，如康熙版《甘珠爾》《達波拉杰文集》[xx]、羅窩版《賢者喜宴》[xxi]。清康熙后印本中唯有《漢區(qū)佛教源流記》[xxii]一部，無邊欄，特別罕見。北京法源寺藏有一件藏文印板，無四周邊欄，每半葉面6行，上下或左右兩端文字已接近四周板口。無論刻書之人或財力支出任一方面來說，無邊欄雕刻時版口操刀剔挖可速成易收，節(jié)約財力。可見四周無邊欄或是財力拮據(jù)，或是對技術(shù)掉以輕心，茍且敷衍，無力精雕細鏤，卻顯得更加節(jié)約成本。相反精雕細鏤，勞師費事，且需財力充裕。
? 清代藏區(qū)雕版印刷事業(yè)大興，技術(shù)要求越來越高，并不斷地技術(shù)更新，使得藏文書籍形式統(tǒng)一，版面標準化、字體固定、校勘精細。這時期藏文印本統(tǒng)一都有四周邊欄，形式上四周僅有一道粗線，即四周單邊。布達拉宮、拉卜楞寺、塔爾寺印經(jīng)院印本為四周單邊，界線為單豎大黑線。也有少量四周粗線內(nèi)側(cè)再印一道細線，卓尼寺印本均為四周雙邊，粗細相近。其他理塘版《甘珠爾》、拉孜縣達丹彭措林寺《多羅那他袞噶娘波文集》[xxiii]、同仁縣葉雄寺《時輪戒勒額巴供修頌詞》[xxiv]、清北京刻本《聞法廣義明燈》[xxv]庫倫刻本《阿旺土登饒迥巴文集》[xxvi]佑寧寺刻本《土觀洛桑曲吉尼瑪文集》[xxvii]等少量為四周雙邊版式，而非普遍。德格印經(jīng)院為代表的甘孜一帶，包括八邦寺、江達瓦拉寺印本的特點是很明顯的，四周單邊，線條細小，粗細均勻。其他各地私坊或寺院刻書，流風所至，亦大同小異。
明目
明目指長條書頁左右邊刻寫的豎格及其內(nèi)部文字，其功能相當于漢文古籍的版心。明目文字主要提供簡略的題名、章節(jié)名、頁碼、卷標字母等，是區(qū)分卷冊、分類編目時的重要數(shù)據(jù)源。
吐蕃時期書寫典籍七規(guī)則中“?????????”是指書簽，懸在書函左端，上面書寫題名、著者、頁碼、卷標字母等內(nèi)容。當時的文獻主要為寫本，版面中沒有書寫明目的特別要求。后來制作書簽越來越講究，用各種綢緞制作精美的書簽，取而代之衍生出一個新名詞“東達（???????）”，意為“面簽”，于是“?????????”被遺忘。藏文雕版印刷術(shù)的使用，尤其大藏經(jīng)、文集、集部類，編纂大部頭書籍的出版時，人們開始認識到每頁版面上需要能夠區(qū)別書籍卷次類別的明目，從而把這個明目稱之為“?????????”。[xxviii]
吐蕃時期寫本右邊界線外豎寫頁碼，別無其他更多信息。到了后宏期開始注意到明目信息的不足而造成的混亂問題，少量寫本用“??????????”“??????????????”“???/???”“???/????”“????????????”等標示頁碼，能夠避免卷次或其他書籍混亂，這種習慣始終在寫本中流行至今，但非普遍現(xiàn)象。
豎格的明目是有了邊欄后逐漸形成的，元版和明代刻本沒有四周邊欄自然也就沒有這個豎格。而當時明目的原始狀態(tài)是在左界線外刻寫藏文字母卷標、頁碼等簡單信息，右邊正反面界線外有漢文頁碼[xxix]。據(jù)元版《時輪經(jīng)無垢光略義》《量里寶藏》與《莊嚴經(jīng)論》題記，元版藏文印本由超群漢人工匠雕刻而成。為對于不懂藏文的工匠或便于藏版的管理，元版明目不僅有藏文字母卷標、頁碼，還和藏文字母函號對應的漢文的“千字文”，即“元”、“天”等字。 “元”字并未入“千字文”，“天”字，因 “天皇”、“天子”而歷代避諱。避諱起自封建時代，凡文字中遇到當時帝王或尊者之名，均要回避而不用。據(jù)文獻記載，自周朝起始，迄于清末。元朝因為蒙古人當朝，不懂漢文化不避諱，但懂得歷朝歷代避諱的漢人工匠仍對避諱很謹慎。這里的“元”避“玄”，即避趙氏始祖名玄朗[xxx]，又一種說法是唐明皇的廟號叫“玄宗”，所以在唐玄宗以后，所有書寫“玄”字的地方，一律要改作“元”字，以免犯“大不敬”的忌諱[xxxi]。相反，避諱“天”字，從宋朝開始的，元代卻不避諱。
隨著藏傳佛教各教派的形成，經(jīng)典的翻譯整理已具成規(guī)模，學者們著書立說，各種著作紛紛問世?？逃〈蟛款^或多卷書籍時，散葉裝藏文印本，僅有頁碼容易混亂卷次內(nèi)容，而通過增加明目內(nèi)容辨別卷次的重要性越來越突顯。尤其在清代書籍刻寫明目的內(nèi)容趨規(guī)范化，原有的頁碼上，增加卷標字母、簡略題名等。藏區(qū)印本明目特點明顯而一致，只有在每頁正面左端出現(xiàn)豎格明目，其余右端、反面左右端無任何信息。有的單行本書籍明目沒有如此豐富的內(nèi)容，只有頁碼。也有的文集不能同一時間雕刻出齊，一般會在明目中預留刻寫卷標字母位置。例如某一高僧著作院成書即在所屬寺院刊刻時，為將來文集的出版在明目預留卷標字母位置，印刷時明目豎格內(nèi)出現(xiàn)一塊黑影。但這種情況往往發(fā)生在規(guī)模中小的印經(jīng)院，印有類似黑塊的印本基本可以斷定初刻初印本，例如民族文化宮藏有2套《阿窮欽饒文集》[xxxii]，以往目錄收錄時認為不同版本，實際上初印本經(jīng)過明目局部補雕后成為輯本，屬于同一版本的初、后印本。
隨著藏傳佛教在內(nèi)地和蒙古地區(qū)傳播，藏文雕刻印刷在這些地區(qū)盛行。內(nèi)地較大規(guī)模的藏文雕版印刷活動在清朝時期。這些印本中除了少量的經(jīng)折裝等特殊裝幀形式以外，大部分以長條式梵夾裝形式出版。由于其文化環(huán)境的不同和便于管理，出現(xiàn)了形式多樣的明目。首先北京版左右端豎格明目中刻寫標簽、簡略題名、頁碼等，一般左端為藏文，右端為漢文。有的藏漢明目僅在左端，有時同樣的明目信息刻寫在背面左右端豎格中。明目漢文卷標字母是一個或若干漢文字母組成[xxxiii]，例如：《三字經(jīng)》[xxxiv]《千字文》順序，分別卷次。卷冊少則如用“壽福祿三星”、“秋往暑來寒”、“萬年天子”、“金木水火土”等術(shù)語、詩詞辨別卷次。也有題名漢譯取字辨別卷次，例如：《最勝陀羅尼經(jīng)》用“勝”字《天母游戲經(jīng)》用“游”字。為了區(qū)分正反頁面在頁碼后加注“上、下”字樣，均為清代北京為中心地區(qū)藏文印本特點。
蒙古地區(qū)有阿金斯克佛學院、庫倫、黃泉寺等地刻印不少藏文文獻。其印本明目有其特色，正反面左端用藏文刻寫明目，右端用漢文刻寫明目比較流行。離漢文化圈較遠的蒙古西北區(qū)印本，如阿金斯克佛學院藏版等沒有漢文明目內(nèi)容，在背面左端明目中加注“藏式”數(shù)字頁碼。加注“藏式”數(shù)位頁碼起初是蒙古地區(qū)印本獨有的特點，清乾隆后隨著蒙藏學者共同參與北京地區(qū)藏文印本工作，北京印本背面左端明目框外加注“藏式”數(shù)字頁碼者時而出現(xiàn)，而非主流。相反藏區(qū)印本“藏式”數(shù)字頁碼非常罕見，唯有塔爾寺印本《諸品咒集》在每頁正面明目下方為“藏式”數(shù)字頁碼和拉卜楞寺刻本《正法對法藏文義嘉言·大寶之舟》[xxxv]，明目卷次號為“藏式”數(shù)字。
版心
版面上除去周圍邊線與明目，剩下的以文字和插圖（???????????????）為主要組成的部分就是版心。版心行數(shù)、字體因為地域、書籍的內(nèi)容、書坊的財力的不同也具有不同的特色。明代印本未形成統(tǒng)一的版式，參差不齊。清代藏區(qū)印刷事業(yè)飛速發(fā)展，拉卜楞、塔爾寺、德格等地相繼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專業(yè)的印書坊，書籍的版面求同趨勢，常用書籍中長肘本基本為6行為主。大型書籍、佛教經(jīng)典以及布達拉宮“雪”版一般都以7行以上。如：《大藏經(jīng)》《般若經(jīng)》等。
北京版、庫倫版、黃泉寺印本版面基本也與藏地一致。但也有零星刊本中版面高度大于藏地印本，行數(shù)也相比較多。例如藏于呼倫貝爾市圖書館藏《八千頌》為10行，迄今最大版框康熙版《甘珠爾》也8行，在藏地印本中非常罕見。
書籍的插圖，是對文字內(nèi)容的形象說明，他能給讀者清晰、形象的概念，加深人們對文字的理解。[xxxvi]藏文印本的插圖根據(jù)經(jīng)卷的內(nèi)容，有佛像、經(jīng)師、著者、譯者肖像，一般在卷首頁或末頁兩側(cè)，常見的每頁兩幀，多則中間加一幀，隨著雕版印書發(fā)生與發(fā)展，也就逐漸興盛了起來。
傳世文獻最早的藏文印本發(fā)生在公元十一世紀西夏境內(nèi)，黑水城藏文刻本梵夾裝XT—40號，《般若經(jīng)》首頁印有插圖藏式標準佛像[xxxvii]。釋迦摩尼坐像莊嚴，線條簡煉，廖廖數(shù)筆，極富彈性。不但在繪畫技巧上表現(xiàn)了藏式畫像的特點，在雕刻刀法上，線條臨摹上，與整個版框相輔相成，融為一體。這幅印本，表明當時藏文木刻版畫已進入成熟，而且在書籍插圖的形式上，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元代在北京雕印藏文書籍數(shù)十卷，其中《時輪攝略經(jīng)》[xxxviii]《莊嚴經(jīng)論》《中觀根本經(jīng)》《阿毗達磨集論》《量抉擇量》[xxxix]《甘露要義八支秘密訣竅續(xù)》[xl]《時輪攝略經(jīng)》《時輪經(jīng)·無垢光廣釋》和《時輪經(jīng)·無垢光略義》[xli]等元大都藏文印本，首葉均配有兩尊佛像，刻工精細，圖案清晰，有些版本還運用了套印技術(shù)。
明代藏文印本技術(shù)很嫻熟，普遍配有插圖佛像，《瑜伽自在枳布師傳薄伽梵上樂輪之身灌頂儀軌》[xlii]《四續(xù)部總建立》[xliii]《宗喀巴大師傳信仰入門》[xliv]《瑜伽四續(xù)概論》[xlv]《吉祥真實心要法本明鑒》[xlvi]《密宗道次第廣論》[xlvii]《入菩薩行論》[xlviii]均屬明代西藏印本代表，配有多幅佛像。整個構(gòu)圖，結(jié)構(gòu)緊湊，中心突出。佛像莊嚴，蓮花底座、云朵、火焰紋背光等錯落有致。上圖下佛像名稱與整個版面融為一體，但有的與邊欄分開或錯開，似捺印而非一次刷印而成。
德格印經(jīng)院是清代最主要藏文印書地，不僅有大量豐富的典籍文獻，而且有大量的珍貴工藝美術(shù)版畫數(shù)千幅。這些版畫藝術(shù)精湛、手法巧妙、構(gòu)思奇特。其藏文文獻印本也同樣校勘精甚，版面清晰而受歡迎，但除少數(shù)大部頭普通書籍很少配圖。如甘丹寺、拉薩印本、色拉寺印本文集很多配有插圖佛像，而且精雕細鏤，從而宣揚其宗教意義的同時，能夠反映出充裕的財力人力，相反民間私坊刻本插圖甚少。
清代藏文印本插圖，構(gòu)圖簡潔，人物突出，依然堅持上圖下佛像名稱的形式，與四周邊欄融為一體是共同的特點。如《八千頌》《賢劫經(jīng)》《金光明經(jīng)》等在信徒中流行很廣，其插圖主要是佛陀、菩薩、觀音、護法神等佛像為主。這些佛像的造型在《造像度量經(jīng)》里有標準的度量規(guī)格，佛像的手勢、姿態(tài)，以及佩戴等皆有量度規(guī)定，依據(jù)規(guī)定的程序作畫。密乘及儀軌典籍配圖各自本尊像，醫(yī)學典籍插圖一般為藥師佛、玉妥云丹貢布等像。其他學科有的歷代高僧大德，以及大譯師、大成就者等。除了布達拉宮、德格印經(jīng)院外，藏文印本還有一個特點是宗教派別和活佛派系傾向較為突出，有的印經(jīng)院規(guī)定不同教派之書籍不得刊施[xlix]。例如：格魯派著作多配有宗喀巴像，噶舉派著作配有帝羅巴、那若巴、米拉日巴等像，而且在教派或著者所屬寺院印經(jīng)院中進行雕版印刷。另外，清代北京、蒙古印本除了大藏經(jīng)外很少配圖，但封底內(nèi)頁配四大天王像，這一特點藏地印本卻非常罕見。
后記
? 公元13世紀，雕刻印刷術(shù)傳入藏區(qū)之后，藏區(qū)各地陸續(xù)建起了印經(jīng)院，并不斷地技術(shù)更新，大規(guī)模地刊刻印刷，不僅成為推廣知識、普及教育的重要工具，成為了藏文文獻的保存和藏族文明的發(fā)展的手段。同時，為提高刊印質(zhì)量，實施了系列的刊印標準[l]，重視刊印教育，大量重要著作不斷有重刊、影刻，使得藏文書籍版式風格趣統(tǒng)一、版面標準化、字體固定、?？弊屑殻蚨卓色@得較佳的版本。但古籍鑒定絕非古書版本的全部內(nèi)容，且鑒定僅靠直觀或某一版面特點判斷不行，再證以理出版本流變、版本題記、紙張等其它依據(jù)，綜合考慮，最后做出科學結(jié)論。
注釋：
[i]吐蕃時期書寫典籍七重標號：字間標號，使拼寫免于混淆；句讀標號，使詞句免于混淆；章節(jié)標號，使文義免于混亂；分標簽號，使頌偈免于混亂；卷目標號，使書冊免于混亂；邊界標線，使頁面兩邊對齊；名簽標號或函頭標簽，使函卷免于混亂。
[ii]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0283《會供壇城儀軌續(xù)及次第》，卷裝，此書畫有規(guī)范的豎細界線，屬罕見。
[iii]宗喀巴著：《菩提道次第廣論》，明甘丹寺刻本。西藏自治區(qū)羅布爾卡管理處藏。
[iv]博東·卻勒朗杰著：《四續(xù)部總建立論》，1468年西藏雅卓娜嘎宮刻。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v]宗喀巴著：《瑜伽自在枳布師傳薄伽梵上樂輪之身灌頂儀軌》，明甘丹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vi]陳那著，居士桑嘉譯：《集量論》，明拉薩刻本。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vii]古印度獅子賢著，噶瓦拜則譯：《善說教理之?！?，明刻本。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viii]《至尊慈氏彌勒菩薩傳經(jīng)藏摘集》，洛扎羅沃寺刻本。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ix]桂循努達麥著：《青史》，明刻本。拉薩市政協(xié)文史民宗法制委員會藏。
[x]多羅那他著：《作怖金剛源流》，清初刻本。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xi]邦譯師洛哲登巴譯：《申明積分論》，拉卜楞刻本。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
[xii]藏區(qū)主要有布達拉、色拉寺、甘丹寺、扎西楞布寺、塔爾寺、拉卜楞寺、達倉郎木寺、扎西曲寺；蒙古地區(qū)主要有庫倫、黃泉寺、德慶楞珠寺等，分布于包括俄羅斯成員國蒙古地區(qū)、外蒙古國。
[xiii]《扎巴謝珠文集》，清卓尼印經(jīng)院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iv]《蓮花生傳》，清道光六年卓尼寺印經(jīng)院刻本。青海省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謝佐。
[xv]1958年春，在于道泉先生的策劃和主持下，選派佟錦華先生到德格印經(jīng)院購買古籍，共購得3套，分藏于國家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和民族文化宮圖書館。后經(jīng)民族文化宮藏整理，共624函。（中國民族圖書館館藏藏文古籍賬本）
[xvi]八邦寺藏印板在“文革”期間損失慘重，工作組住進八邦寺，推到板架印板散亂無序，以防藏匿，又印板當柴燒。但阿白扎澤等普通百姓將《司都文集》《貢珠云丹嘉措文集》《白若白雜》等部分印板藏匿10余年，后無償交回八邦寺。（張公瑾，黃建明主編：《中國民族古籍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7頁）
[xvii]《格薩爾地獄大圓滿》，江達瓦拉寺刻本。西北民族學院圖書館藏。
[xviii]杰當西饒江措：《藏文典籍目錄學的源流與分類研究》，包和平主編《中國民族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國華僑出版社，1996年，463頁。
[xix]黑水城出土藏文文獻中有長條式梵夾裝一部，從公開的第一頁書影看其為四周四邊線，界線為雙欄豎線。但光靠一張書影無法詮釋全書的版面風格和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藏文印本的版面風格。
[xx]《達波拉杰文集》，38卷，1520年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i]巴窩祖拉陳瓦著：《賢者喜宴吐蕃史》，明末山南洛札宗拉壟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ii]貢布嘉著：《漢區(qū)佛教源流記》，清乾隆元年北京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iii]《多羅那他袞噶娘波文集》，清達丹彭措林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iv]《時輪戒勒額巴供修頌詞》，葉雄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v]拉宗洛桑羅布西饒撰：《聞法廣義明燈》，清北京刻本。西藏自治區(qū)羅布爾卡管理處藏。
[xxvi]《阿旺土登饒迥巴文集》，八十九卷，清庫倫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vii]《土觀洛桑曲吉尼瑪文集》，清佑寧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viii]阿旺洛桑嘉措著：《薩霍爾僧人阿旺洛桑嘉措幻化游戲之傳記》，布達拉宮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ix]西熱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國藏學》2009年第一期。
[xxx]趙玄朗，是中國民間信仰的一位財神。
[xxxi]南懷瑾：《老子他說》，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
[xxxii]《阿窮欽饒文集》，清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xiii]古代漢文佛經(jīng)用千字文編次，但清代北京版藏文印本卷標漢文字母，學界認為題名關(guān)鍵“字”，或序號等。
[xxxiv]北京版《章嘉若比多杰文集》卷次引用《三字經(jīng)》排字。
[xxxv]恭卻晉美旺波著，《正法對法藏文義嘉言·大寶之舟》，拉卜楞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xxvi]李致忠：《中國書籍史》，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0年，94頁。
[xxxvii]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譯小組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shù)》，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年，55-56頁。
[xxxviii]《時輪攝略經(jīng)》，l293年元成宗時期由鄔堅巴大師在元大都刊印，179葉，首葉為朱印，兩邊有兩尊佛像圖。西藏協(xié)客爾（????????）寺藏。
[xxxix]《莊嚴經(jīng)論》《中觀根本經(jīng)》《阿毗達磨集論（哲蚌寺乃久拉康藏）》、《量抉擇量》等，1299年由卜魯罕皇后資助元大都白塔寺刊印，首葉有兩尊佛像圖。
[xl]《甘露要義八支秘密訣竅續(xù)》，1311年元大都刊印，首葉有兩尊佛像圖。哲蚌寺乃久拉康藏。
[xli]《時輪攝略經(jīng)》《時輪經(jīng)·無垢光廣釋》《時輪經(jīng)·無垢光略義》等，1351年公哥兒監(jiān)藏班藏卜帝師之意由元順帝妥歡帖木兒資助刊印，首葉有兩尊佛像圖。哲蚌寺乃久拉康藏。
[xlii]宗喀巴著：《瑜伽自在枳布師傳薄伽梵上樂輪之身灌頂儀軌》，明甘丹寺刻本。中國民族圖書館藏。首葉左右精刻有宗喀巴與佛子更噶桑布像，格外特別。書后題記中明確寫有參加雕版的刻工姓名?？套志哂凶笥译p邊，上下無邊。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liii]博東·卻勒朗杰著：《四續(xù)部總建立》，明成化四年戊子(1468)雅卓娜嘎宮刻本。每卷首葉、每函未葉左右精刻博東·卻勒朗杰、金剛亥母、薩迦智巴堅參、寶帳怙主等十二幅佛像。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xliv]克珠·格勒白桑著：《宗喀巴大師傳信仰入門》，明刻本。拉薩市政協(xié)文史民宗法制委員會藏。
[xlv]珀東·卻勒朗杰著：《瑜伽四續(xù)概論》，明刻本。西藏自治區(qū)色拉寺藏。
[xlvi]珀東·卻勒朗杰著：《吉祥真實心要法本明鑒》，明刻本。西藏自治區(qū)色拉寺藏。
[xlvii]宗喀巴·洛桑扎巴著：《菩提道密宗次第廣論》，明刻本。西藏自治區(qū)圖書館藏。
[xlviii]噶瓦白雜等譯：《入菩薩行》，明抄本。西藏自治區(qū)博物館藏。
[xlix]圓滿教主至尊上師金剛持恭卻堅贊傳，清噶丹曲科楞刻本，P186.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l]《圖瓦寺印經(jīng)處清規(guī)戒律（久美單曲嘉措著）》《雕刻經(jīng)版之清規(guī)戒律（格德洛桑陳列著）》《博拉協(xié)智達杰楞印經(jīng)處清規(guī)戒律等（杰堪布噶藏扎巴嘉措著）》等。